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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里，我们对声名在外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如数家珍，相关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但“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带我们认识了这个地球村上许多以前并不了解的小而美的电影节。或许，它们没有好莱坞明星的星光点缀，没有数以百计的展映影片，没有富丽堂皇的多厅影院，甚至没有开幕式的红毯，但它们秉持自己的特色，福泽当地的观众和电影人。还有那些来自或邻近或遥远的国家的电影机构负责人，他们会从本国出发，分享宝贵的经验，这何尝不是他们馈赠给上影节的最好的礼物？

　　再算上担任论坛主持人的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吟，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以及华夏电影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群飞，今年总共有十人参与讨论。没错，“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论坛的嘉宾人数，一直在上影节的论坛中名列前茅，因此这种关于电影、关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才会更多元，更具启发性。尤其是在反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战争与冲突的硝烟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依然不散的当下，这样的交流与沟通更显得弥足珍贵。

　　论坛伊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吟就介绍了上影节自成立以来，从亚洲新人奖到“SIFF ING青年新锐影像计划”等为扶植年轻电影人而推出的项目。“通过这些年的调整，我们打造了一个叫6+1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希望以这种阶梯式的扶持方式，表明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是一个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它也能够成为青年创作者生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参与到青年创作者的整个成长周期当中去，达到一种伴随式的扶持的概念。”

　　而好的电影节应该是观众与电影人的双向奔赴，作品能被看见，观众也能有所发现。陈丹燕就坦言，“我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开始，就天天一连看四场电影。我渐渐知道了自己想看到的并不是以后会在电影院里放映的商业片，而是那些一闪而过、特别珍贵的影片，因为你能从中发现那么多的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影节里面听到挪威人讲挪威语。我感觉那很像鱼发出的声音。于是，你突然领悟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很奇妙。它让你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沟通和联接的，不会因为不同而令人害怕，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下在荷兰，好莱坞大片还是最受欢迎的一类电影，基本上占到了我们年度票房的70%。去年，荷兰本土电影票房仅占到国内票房的12%到14%，还有6%的票房是留给非荷兰、非美国的电影，包括非荷兰的欧洲电影和来自其他市场的电影。在荷兰市场有比较好票房表现的这些异国电影，主要还是故事上有非常好的原创性和真实性。其实，观众是喜欢看外片的，他们非常愿意了解异国文化和国际性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电影院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你一脚踏进去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感受到别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是来自哪种文化，只要有新鲜感，就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泰国电影与内容联合会助理副主席沃拉乌·乔提功则具体介绍了该国如何在政策上扶植电影人。“泰国有30%的现金返还奖励，还有一些小型电影创作的项目，我们对于它们的创作每个过程都会有一些现金返还的鼓励措施，而且这样的现金返还政策还没有额度上限。另外，泰国政府还会提供支持性的服务，包括帮助国际性的电影创作团队来泰国工作。比如说最近我们投资建设了片场，其中还有相应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些工作人员都会说英语，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合拍、合作方面的工作。”

　　对于“一带一路”电影周在拓宽视野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华夏电影公司副总经理黄群飞介绍说，“2023年，我代表华夏在这里和上影节签订了‘一带一路’电影联盟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每年都派专业人员参与‘一带一路’电影联盟的选片和审片。刚才说到泰国电影，作为联盟的重要成员，我们今年会重新引进一部泰国的老片子，叫《初恋这件小事》，它过去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的。去年我们还看中了一部苏丹的电影，叫《再见，朱莉娅》，这是一部很小众的片子，但我们看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电影节其实可以跟在布基纳法索举办的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FESPACO）取经，那是一个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大型电影节。在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上，你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观众专门过来观看非洲电影，他们对非洲电影的一切发展了如指掌。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真的在年轻人参与度方面非常惊人，年轻观众争相观影，现场非常活跃。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不再局限于最热门的韩国或日本电影，也能去了解东南亚电影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可·穆勒沉思片刻后补充道，“这样说似乎有点像是某种政治声明，但亚洲真的需要一个重量级的电影节，一个能够代表亚洲多数声音的电影节，而不是只为机械的机制服务的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