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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大变局”？蒋廷黻做了阐释：“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这段话中说的“与我抗衡”的“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就是新兴的西方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到来，才导致了这个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大变局”，因此追寻这个“大变局”的起始时间，就不能不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说起。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但是在16世纪以前，交流并不多，而且都是通过中介进行的。因此中国和西方对对方的了解都很有限，甚至对对方的名称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认识也很模糊。到了16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明确地认识到以往被西方人称为“丝国”（Seres，Serica）的那个国度，正是他已经来到的这个国家，并且第一次确定了以往西方人说的“契丹”（Khitai或Xathai）是中国的别名。因此他采用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Cina，把中国称为Sina，之后又演变为China。在此同时，一个新名词“欧罗巴”也进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1602），李之藻刊印《坤舆万国全图》，在原图总论部分中引述利玛窦的话说：地分五大洲，欧罗巴居其一，其地理范围为“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在1600年前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明了“泰西”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与此同时，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远东”（Far East和Extreme Orient）一词，用来称呼以欧亚大陆另外一端的东亚。“泰西”与“远东”两个名词的同时出现，表明远隔万里的中国人和西欧人，对于对方的了解已经有很大进步，可以创制出一个合适的新名词来称呼对方所在的地区了。

　　中国和欧洲对对方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是因为双方往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双方的往来发生大变化，又是因为从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就是地理大发现，其开端标志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三大发现：哥伦布发现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线、达伽马发现从欧洲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以及麦哲伦发现从美洲到亚洲的航线。这些新航线把世界上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全球网络。这个全球贸易网络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地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网络的密度和网络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网络中货物、人员、资金的流动越来越快，使得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这个巨大变化主要是通过欧洲人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对此做了精辟的阐释：“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每个国家的命运都和其他国家的命运也交织在一起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通过“西方”之手变得越来越紧密。

　　也正是在16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学界所谈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近年来，学界又提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新看法，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或“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始。所谓“晚明”或者“明代后期”，大致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而在“晚明历史大变局”的研究中，西方的到来都被视为“晚明历史大变局”的主要外因。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变局”的开端是16世纪，在17和18世纪加速进行。到了19世纪中期，以战争为标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成为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因此，就中国大变局的历史进程而言，16—19世纪中期是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则是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而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就是战争。

　　“西方”和“东方”这两个概念原本只是古代人对世界认识的地理概念。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中国古代所说的“西方”，主要是“西域”，包括印度、中亚、波斯、地中海东岸与北岸等地区。到了18世纪下半叶，西欧和亚洲在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显示出了很大差距，成为学界区分“东方”和“西方”的主要依据。西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时的西欧人将西欧以外的欧洲东部和亚洲称为东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下准确的定义，但在有关论述中对其赋予政治经济含义。他们在《宣言》中说到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见他们认为“西方”指的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而在此之外的地区则被认为是“东方”。他们提到“东方问题”时，说除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属于“东方”外，俄国、土耳其、希腊等地区也属于“东方”。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西方”主要指的是这两个国家及其影响下的欧洲地区。之后美国兴起，也成为“西方”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在冷战时期，“西方”是“铁幕”的一侧，而“东方”是其对立面和敌人。

　　“西方”一词在中国首次被正式使用，见于明末清初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西方答问》。该书一开始就写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由此而言，当时所说的“西方”就是欧洲。中国人认识的“西方”，到了19世纪中后期，演变为欧美以及俄国，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又演变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东方”则演变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是16—19世纪中期，所说的“西方”是西欧。后起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到了18—19世纪之交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之前两个多世纪里，彼此往来很有限。至于俄国，其在16—19世纪中期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不同于同时期西欧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在战争以前，清朝政府也不把俄国视为西方国家。因此在本文中，将俄国排出“西方”。

　　被诸多学者称为“西方”的地区有众多国家，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等情况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欧洲，在16—19世纪中期，通常所说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差别如此之大，以致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在关于“大分流”的国际讨论中，提出了“1400—1800年期间欧洲内部的小分流”的观点，指出欧洲的近代经济增长大部分集中在西欧的低地国家和英格兰。之外的其他地区则大不一样，例如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其北部地区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人均GDP在15世纪时达到顶峰，但1600年以后开始下降，逐渐沦为落后的地区。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也指出：意大利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法律和金融制度未得到发展，经济在1500年以后逐渐成为一潭死水。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第奇家族接管前的佛罗伦萨之外，意大利是一个依靠刀剑统治的国家。进入近代以后，旅行者在意大利还要依靠武装卫兵保护。在战争以前，意大利与中国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至于南欧的巴尔干、意大利南部、东欧的乌克兰等地，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20世纪初依然如此。欧洲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重大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复杂，甚至经常刀兵相见。17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卷入1618—1648年之间的宗教战争（即有名的“三十年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在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德意志地区，农村人口损失了大约40%，城市人口则损失了大约33%。其中梅克伦堡（Mecklenburg）、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符腾堡（Württemberg）地区，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波西米亚地区人口1600年为295万，1650年仅有215万。在包含整个战争时段的1600年到1650年，欧洲的总人口从1亿减少到了8，000万，直到1700年才重新恢复到1亿。之后一直到20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在16—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最重要的交往是贸易。虽然“西方”国家众多，但在这个时期和中国有比较紧密的贸易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后起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到了18—19世纪之交也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之前两个多世纪往来很有限。法国、丹麦、瑞典、德国、奥地利等国也有中国有一些经贸往来，但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有限。它们和中国之间的经贸以及政治关系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才逐渐扩大起来的。

　　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1513年，葡属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Albuquerque）派遣乔治·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船队来到了中国珠江口，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来到中国。稍后，葡萄牙政府派遣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托梅·皮列士（Tome Pires）担任使节，代表葡萄牙国王来中国，希望跟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皮列士于1511年就已来到亚洲，在印度、马六甲、香料群岛一带活动，是那时欧洲少有的“亚洲通”。他于1517年来到珠江口，在广州等到1520年初才得到北上的许可。他于1521年到达北京，但很快即遇到明廷下命驱逐所有外国人，因此葡萄牙人也未能获准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葡萄牙人于是“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并伪托满刺加、暹罗、北大年诸国人的名义进行对华贸易。后来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等手段，得以在澳门立足。为了取悦明朝政府，葡萄牙人配合明朝海防对中国沿海的海盗进行打击。明朝政府也希望利用葡萄牙人协助保障珠江口的安全，不仅应付更多的中国海盗袭击，而且也防范其他外国人前来干扰海运，于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明朝以及之后的清朝政府对澳门都采取“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政策，澳门也成为一个中国拥有主权、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区。葡萄牙人有了这个立足地，得以积极开展贸易，澳门也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基地。

　　荷兰兴起后，迅速展开海外扩张。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就派遣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率领船队前往中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北大年的华人李锦、潘秀、郭震向韦麻郎献计，通过贿税使宦官高采，据澎湖以开拓与中国的贸易。韦麻郎遂派潘秀、郭震投书福建官员，随之自率船队到达澎湖，筑城堡准备久居，但被明军驱逐。荷兰人之后转向台湾。1624年下半年，夺取了台湾南部的大员，之后又北上，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台湾北部，建筑了安平、赤嵌两个城堡，把台湾作为其对华贸易据点，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终明一代，荷兰人都未能和中国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

　　到了清代，葡萄牙和荷兰都成为朝贡国。康熙七年（1668），清廷“准西洋国（葡萄牙）入贡，正贡一船，护贡三船。嗣后船不许过三，每船不许过百人，令正副使及从人二十二名来京，其留边人役，地方官给予食物，仍加防守”。荷兰也因“助剿海逆（按：指荷兰人帮助清军攻打郑氏集团）并请贸易”，因此允许荷兰“二年贸易一次”。按照当时清廷的规定，外国除了正贡之年，贡使来京颁赏后可在会同馆开市贸易外，“非正贡时，无故私来贸易者，该督抚即行阻逐”，因此清廷给予荷兰人助攻郑氏的酬谢十分优厚。在整个清代，荷兰曾朝贡七次。

　　英国人开展对华贸易的活动始于1581年。在这一年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发起了推动英中贸易的探索活动。他对派出的代表团说：如果他们能到达中国，可以在那里留下“合适的人选”和货物，以便和中国人交易，但该代表团未能到达中国。1583年，伊丽莎白一世派遣亲信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给万历皇帝的国书，带领商队前往中国。信中说，“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纽伯莱一行航行至忽鲁谟斯（即霍尔木兹），为葡萄牙人所阻，未能抵达中国。1610—1613年，尼古拉斯·唐顿（Nicolas Downton）带着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到了中国，但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信件。1623年，英国与葡萄牙合作，获许通过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葡萄牙当局阻止英国人与中国官方接触。英国与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正式往来是在1637年，当时英国科腾商团（Courteen Association）派遣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队前往中国。该船队抵达澳门附近海域后，为避免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绕开澳门抵达珠江口，威德尔也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英国人。

　　清初实行海禁，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法开展对华贸易，遂于1670年与台湾的郑经政权签订商约，通过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开海禁，英国商船转向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贸易。据当时从厦门等东南沿海城市回长崎的日本商船报告，1684年即有两艘英船去厦门贸易，之后1685年、1686年、1687年、1689年都有英国商船到达厦门购买生丝、绸缎、白糖等。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争取到了在广州开设一个临时商馆的权利，第一艘英国商船也于1689年到达广州，但在1685—1704年间，英国商船仍然经常到广东、厦门、舟山、宁波、福州等地进行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开始全面管制外商来华贸易，实行一口通商。之后直至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

　　到了18—19世纪之交，先前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淡出了中国市场，而英国与美国对华贸易却出现了快速发展。俄国人克鲁森什特恩（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1805年来到广州，观察到“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在近20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大革命前，除了俄罗斯和德国，所有欧洲大国都参与其中并获得了巨大利润，而英国人由于1784年采取了新措施，从广州运出的中国商品比所有其他欧洲人的总和都多。那时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也开始参与到这一贸易中来，由于其他国家（除英国外）的贸易被削弱，他们的贸易则得到增强。……居英国人之后在广州贸易的是荷兰人，但他们每年派往那儿的船只从未超过五艘。……自1795年起，连一艘荷兰船都没有来过广州。……法国人从未尽心尽力地从事过对华贸易，法国大革命后则完全停止了。西班牙人本来因为自己的菲律宾群岛距离近而有利于与中国贸易，但他们派往广州的船只鲜有超过两艘的，常常是一艘都没有。……葡萄牙人尽管占据了澳门城……但他们只满足于每年往欧洲和孟加拉分别发送两三艘船只和五六艘小船。……随着英国有关中国贸易新规定的实行和瑞典与俄罗斯战争的爆发……瑞典人与中国的贸易大大减弱了。而且，此前他们每年派往广州的船只也从未超过两三艘，后来只是每年两艘，接着常常是每年一艘，有时则一艘都没有。……精打细算的丹麦人对华贸易虽经营得相当不错，但他们派往广州的船只每年从未超过两艘。奥斯坦德的奥地利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则众所周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十二日，两广总督耆英等奏称：“伏查各国来粤贸易船只，惟英吉利及其所属之港脚为最多，其次则米利坚（美国）几与相埒。此止荷兰国每年有货船，自三四只至十余只不等。尚有佛兰西国（法国）、吕宋国（西班牙）、连国（丹麦）、瑞国（瑞典）、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甚波立国（比利时）来船，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大约每国一二只，至多亦不过五六只。”由此可见，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逐渐取得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成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