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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这种无言的震惊并非犹太人再次成为既定受害者这一事实；欧洲各国对这类情况并不陌生，而且若非两千年的迫害与反犹仇恨早已铺就道路，大屠杀也不可能发生。然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反犹主义的发现，这种由民族认同和激情驱动的仇恨，达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灾难。事情已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反犹主义曾经导致了奥斯维辛，那么反犹的仇恨就必须是不可挽回的。那时的情感气氛支配了整个社会：此刻，犹太民族的灭绝似乎已经注定，且将永远成为历史的烙印。一切似乎都表明，这场浩劫已经永远确立了一个观点，即理论上的反犹主义已变得不再可能。

　　这场有计划、系统化的、官僚化的大规模屠杀，针对六百万犹太人，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耐心地、毫无激情地进行，名义上则是出于公开阐明和解释的意识形态要求。从这场屠杀的规模来看，人类这一物种展现出它能够进行如此残酷犯罪的惊人能力。的确，正是人类自身挑战了对犹太人犯下的这场骇人听闻的罪行。为了全面评判浩劫，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现有的任何法律都不够充分；因此，必须引入一个全新的法律-形而上学概念——即“”。

　　从事实上、字面上讲，这是一场针对人类本质的犯罪——在对每个被谋杀的犹太人身上的“人性”犯罪，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罪行。再一次——而且，这是最后一次——犹太人履行了他们作为见证者的角色。那将永远回荡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上空的呼喊，证明了人类无法想象的非人道罪行的极限，这都证明了这种罪行的不可逾越之处。没有任何可与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相提并论的事物。没有人会搞错；没有人会那么厚颜，试图将浩劫的特殊性淡化，去以“战争的恐怖”或“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这类泛泛的术语代替。尽管双方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尽管广岛或德累斯顿的恐怖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那六百万死去的犹太人并不是战斗中的牺牲者。

　　事实上，仅仅在灾难发生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就见证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拒绝现象。犹太人和世界之间的“蜜月期”显然已经结束，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错觉已经暴露无遗。就像不死的凤凰一样，反犹主义从自身的灰烬中几乎在世界各地重生，披上了它古老的伪装或更现代的“民主”面纱——反犹复国主义。这场浩劫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摆脱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东西方的人们都在尽力通过各种方式将它抹去，试图忘却这一切，却未曾真正理解它，而试图否认它。反犹主义的复兴和对浩劫的否定是辩证相关的。反犹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对“犹太人之死”的否定；反犹者必须否认浩劫的存在，这样他们才得以继续肆意地追求无情的杀戮。浩劫事件被拒绝的方式是将其简化、琐碎化，或以“仅仅是一个偏差”的理由将其从历史中抹去。

　　毕竟，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并不罕见，不值得大惊小怪。历史是一系列的大屠杀，它们的名字常常从我们口中蹦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915年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阿尔及利亚的酷刑、美国或泰勒·扎塔尔的种族隔离暴力。如今，泰勒·扎塔尔已成为华沙犹太区的代名词（一个几年前由一些法国人冷酷地命名的地方）。至于大家所熟知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土耳其，它曾是西方最发达、最现代的国家，是歌德、康德和席勒的故乡，也是鲁尔地区的工商业重镇，还有克虏伯和IG法本公司的总部。至于苏丹——这位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他建立了一个连贯、普遍适用的教义，来为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辩解。人们或许可以一项项列举这类暴行，并指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缺陷、荒谬性和堕落性。但最终目标已经达成：人们再也不知道什么叫“罪行”，一切都变得不可区分；浩劫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成为了控出来的幻象。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电视剧《大屠杀》的成功绝不能被视为良知觉醒的标志。犹太人殉难的突然发现，以及它在广大电视观众中激发的大量同情，或许正是那种历史的最新诡计，它一边声称要描绘大屠杀的独特性，一边却在消解其独特性。这种处理方式和所采用的手段令人高度怀疑。据说让数百万美国人和德国人产生共鸣的那个犹太家庭，正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通过选择一种身份认同，使得电视剧中的犹太人受害者与观众，甚至是杀害他们的执行者之间没有任何可辨识的差异。

　　美国电视剧中的角色即便在毒气室里，也从未失去“人性”。（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敢描绘那里发生的事情；那些进入的人中没有一个回来告诉我们那里的真相。）在电视剧《大屠杀》中，人们庄重而有尊严地等待死亡，一切合乎礼仪。而在现实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经历了数年的犹太人聚居区监禁、恐怖、屈辱和饥饿之后，人们五人一排地排队，被皮鞭和棍棒驱赶着，相互碰撞着走向毒气室；他们既没有闲情也没有镇定体面地死去。要展现真实发生的一切是无法忍受的。至少，这会让人无法进行自我安慰式的“感同身受”。然而，电影毕竟是虚构的。而在这部作品中，由于现实超出了任何虚构的范畴，《大屠杀》便成了谎言，成了道德罪行；它篡改了记忆。

　　浩劫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封闭的、无法逾越的圆圈，因为绝对的恐怖是无法传达的。假装自己没有做过某些事，是最为严重的越轨行为。人们必须发声，同时又必须保持沉默，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才是最真实的表达——就像飓风眼一样，维持着一个不受侵扰的安全地带。在这里，亵渎与轻视无异。好莱坞的系列影片之所以亵渎，是因为它轻视，破坏了大屠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大屠杀无法与任何其他事件相提并论，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

　　请允许我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反犹主义有着一种绝对的特殊性，绝不能将其简化为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或种族冲突。反犹主义远不止于此，它与特定类型的种族主义截然不同。正如犹太人的命运和历史无法与其他民族相比较，反犹主义的循环特征也是如此——反犹迫害和仇恨经历了极度的反复（轻微时期后跟随强烈的回潮，极端的希望总是瞬间破灭），它的持续性和延续性，以及它所激发的愤怒和仇恨，使得反犹主义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

　　此外，德国依赖于一个具有强烈反犹情结的世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苏联——更不用说其他国家——都是反犹的。著名的马达加斯加计划最初是由波兰提出的（1937年的Lepecki委员会），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博内（M. Georges Bonnet）冷静地与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讨论了这个问题。瑞士警察局长海因里希·罗斯姆（Heinrich Rothmund）在1938年早期也为犹太德国难民规定，要求他们的护照上加盖“J”字母印章。当希特勒谴责犹太人时，他并不是在说一种异国情调的外语；他在“沟通”，他被理解了，而且他知道他被理解了。（可参阅他在 Evian 会议僵局后的评论，或 Rublee-Schacht 计划，或 Goebbels 日记中 1942-43 年的条目：“我确信，民主国家在内心深处对我们能摆脱‘犹太渣滓’并不感到不满。”）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反常理论也促成了一种新的评估，对纳粹主义的再评价，还使德国得以恢复其历史缺失的一环。三十年来，德国一直未能正视大屠杀，采取的策略是否认纳粹主义的存在。人们只字不提纳粹主义。德国富裕而安逸，但却没有历史，而那些如今处于三四十岁的人——仿佛是从天而降的行尸走肉。德国人的这种谨慎沉默至少有一个优点：它隐晦地承认了犹太问题在纳粹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它承认了对犹太人的摧毁构成纳粹主义的核心，是纳粹主义的唯一议题。现在一切都变了：时间已起作用，新一代的德国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理由不希望与他们的历史建立联系，一段他们从未被教导的历史。同样，犹太民族也幸存了下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以色列国的存在也使得犹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国家，获得诉诸制度化暴力的手段。

　　约阿希姆·费斯特执导的影片《希特勒：职业生涯》在德国大获成功，这绝非偶然；在这部影片中，人们终于可以自由地歌颂希特勒这个人的“积极方面”以及他的功绩。大屠杀被推到了幕后，这是希特勒这个人以及那个时期的负面，而那个时期在其他方面也有其优秀之处。而且，坏的未必就超过了好的；至少，两者可能旗鼓相当。这样一来，反犹太仇恨就成了希特勒个人的怪癖：“没错，他不喜欢犹太人，而且做得太过火了。”那么，这种偏差究竟在于他个人的厌恶，还是在于这种厌恶的过分夸大？在于反犹主义本身，还是在于反犹主义的“过度”？

　　事实上，遗忘和拒绝承认大屠杀与促成大屠杀发生的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悲剧性的相似之处。犹太人被杀害时处于极度的孤立之中——他们的求救声无人倾听，因为毕竟犹太人的死亡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同样，铭记这一行（大屠杀正是如此）也不会成为全人类的责任、使命和神圣的托付，而只是犹太人念念不忘的旧事。正如我们的人民曾孤立无援地面对灭绝者，我们也将独自承受这一无法估量的罪行所留下的巨大创伤。

　　正如哲学家埃米尔·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所精辟指出的：“对我们来说，欧洲被谋杀的犹太人不仅仅是过去，他们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孕育了我们，仍在每天呼唤着我们，我们由他们而生，也将永远由他们而生，由他们而重生。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我们都与大屠杀紧密相连，其后果和影响远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不断更深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六百万犹太同胞被灭绝——这是企图彻底消灭整个民族的行径——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的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以色列政策的强硬，虽遭人诟病，且被认为是其孤立的根源，但恰恰是因为以色列深知，它是“永不再有”这一神圣誓言的唯一——绝对唯一的——守护者，而我们曾以为在奥斯维辛之后，所有国家都会认同这一誓言。

　　显然，对于六百万犹太人的毁灭，人们给出了种种理由和解释：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他与被视为“邪恶父亲”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1918 年德国战败、失业、通货膨胀、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犹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犹太人的形象、对德国青年的灌输、整个德国民族被“迷人者”希特勒所蛊惑、犹太精神被视为德国精神的绝对对立面等等。所有这些精神分析、社会学、经济学、宗教等方面的解释，无论是单独来看还是综合起来，都是部分正确的，也是部分错误的，换句话说，完全不够充分。如果这些是灭绝的必要前提，那么它们并不是充分条件。

　　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无法从任何这样的前提假设体系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那些允许灭绝的条件和灭绝本身——即灭绝行为本身——存在着断裂，存在着间隙，存在着连续性的缺口。浩劫并非是“生成”的，而试图以此来解释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否认其现实性，就是对暴力的爆发视而不见。这便是想要掩盖暴力的极端赤裸性，仿佛它是为了将暴力的空虚伪装成一种正常现象。一句话，就是想要削弱它。所有谈及暴力“生成”的言论，都是非暴力者的荒诞幻想。

　　不，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人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另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比如，如果想让观众为臭名昭著的埃维昂会议感到震惊，那么就不能按照时间顺序把它安排在纳粹主义十二年历史中的相应位置。应该从结局开始，从1941年12月7日的夜晚开始，当时在鲁舒夫森林，科托镇（ Koto，位于科宁区，罗兹西北部）的九百名犹太人有幸成为“最终解决方案”中的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人。在我的影片中，“最终解决方案”不能是故事的高潮，而应是故事的起点。只有当毒气车已经在行动，观众被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所震撼时，埃维昂会议的丑闻才会产生其全部的冲击力；从埃维昂会议到沃特兰地区犹太人的首次毒气屠杀，仅仅过去了三年。

　　死亡的来临，总是恰逢其时，也就是说，它是非暴力且不具备震撼性的。六百万被屠杀的犹太人并非死于其“好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任何想要为大屠杀正名的作品，必须在原则上打破年表式的叙事手法，设立悬念，紧跟时间的进程。调查本身的悬念——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这些都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将通过另一种悬念被加强，我称之为“历史性的”悬念，而这必然源自于将大屠杀发生的那一确切时刻与某个在时间或空间上相隔甚远的事件相对照，即在那个人急需帮助的时刻却未能得到援助。

　　如果今天有可能写出关于“六百万的神话”或“奥斯维辛的谎言”的书籍，那是因为这场浩劫的整个现实正在时间的深渊中溶解，并且正在陷入神话的刻板模式之中，在那里，真相从未得到过传播。神话的本质——即对无法知晓事物的知晓、对已知事物的无知——是它适应无穷变化、易于扭曲的能力，并且一旦扭曲发生，就难以恢复事实真相——它顽强地抵抗着试图恢复事实真相的努力；神话比事实更加顽固。与神话那朦胧的不可易性相比，幸存者的记忆显得多么陈腐、多么微不足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