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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引人注目的名号。尽管咖啡与文化关系密切，但在目前所见关于咖啡传播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中，对咖啡在世界传播情况的描述都相对有限，远不及对咖啡在欧美地区传播的关注程度。全球史研究兴起以后，关于咖啡的全球史成为热门话题，学者们主张从长时段视野出发，关注咖啡如何在数个世纪内演变为一种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饮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咖啡与欧美文化间关系的做法，使人们更加重视咖啡在世界其他区域的传播情况。此外，

　　作为咖啡最先流行和普及的地区之一，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在咖啡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治下的港口城市摩卡（Mocha）一度在国际咖啡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常被误认为是咖啡的发源地。马丁·克里格（Martin Krieger）指出，“当提到茶，我们会想起中国和印度，而提到咖啡，我们则会想起前东方地区，譬如港城摩卡和阿拉伯市集。”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构成了咖啡走向全球的漫长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目前学者们对此关注明显不够，尤其是对一些关键问题未能完全厘清。例如，作为一种在传播之初毁誉参半的饮料，咖啡在奥斯曼帝国如何流行开来，为何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包括哪些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能够解释咖啡如何成功扎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进而演变为一种跨越文化隔膜并风靡全球的普适性饮料。本文在综合吸收国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阅欧洲旅行家和学者遗存的见闻录和著作，以及当时奥斯曼帝国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上述诸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以期加深对咖啡传播史和奥斯曼帝国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学界普遍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发源地。最晚在15世纪上半叶，咖啡开始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也门是最早饮用咖啡的地区之一，咖啡消费在也门兴起，与苏菲派在夜间举行宗教活动的习惯密切相关。苏菲派是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奉行禁欲和苦修，通常在夜间举行宗教功修。在长夜漫漫中，信徒难免感到疲惫和倦怠，而咖啡特别适合用来提神醒脑。据阿拉伯学者贾兹里（Jazīrī）记载，苏菲派早先就有使用也门当地出产的一种植物叶提神的习惯，而后来这种植物叶变得稀缺。在得知咖啡具有类似功效后，苏菲派长老达巴尼（alDhabhānī）晓谕信众，“咖啡豆也可以提神，尝试用它制作提神饮料”，信徒经试验后发现咖啡功效不俗。咖啡由此成为苏菲派理想的提神剂，信众凭借咖啡能够以更好的身心状态进入祈祷和静修，因而将咖啡视为神降下的恩泽与赏赐。到16世纪初，饮用咖啡成为苏菲派宗教活动的环节之一，甚至形成了特定仪式。据16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布德·伽法尔（Ibn‘Abd alGhaffār）所述，苏菲主义者通常在周一和周五晚上饮用咖啡，由导师逐一向信徒分发，同时口中不停诵经。饮用咖啡在苏菲派内部已经形成惯例，并不是偶尔为之。但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咖啡尚未普及，此时咖啡带有宗教饮品的性质。

　　大约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咖啡以也门为中心向其他区域扩散，咖啡也逐渐迈出苏菲派封闭的小圈子，进入普罗大众的餐桌案头。1475年左右，咖啡传入麦加和麦地那。1511年麦加当局曾发布历史上首个咖啡禁令，足见当地享用咖啡的人已不在少数。15世纪末，咖啡传入开罗，这座城市成为北非地区重要的咖啡消费中心。法国旅行家巴尔塔萨·德·蒙库尼（Balthasar de Monconys）如此描述咖啡在开罗的受欢迎程度，“他们喜欢饮用咖啡作为消遣……几乎每个人（不论男女）每天都要喝上两次，几乎每条街都有至少一座大型咖啡馆”。咖啡不仅得到男性青睐，而且俘获了女性的芳心。这一时期，开罗人在婚约中加入一条约定，即丈夫理应为妻子提供适量的咖啡，若未能履约，女方可据此提出离婚诉讼。这条约定表明，喝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开罗女性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34年，咖啡开始出现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巷尾。据奥斯曼帝国史家易卜拉欣·佩切维（Ibrahim Peçevi）所述，1554年叙利亚商人哈克姆（Hakem）和夏姆斯（Sems）注意到咖啡贸易的巨大商机，将咖啡和咖啡馆引入伊斯坦布尔。咖啡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上层社会的消费热潮，同年苏莱曼大帝宣布针对咖啡征税，旨在限制富裕阶层对这种新型饮料的过度消费。16世纪下半叶，饮用咖啡在奥斯曼帝国各地区已司空见惯，咖啡馆也渐渐浮现于各地诸城，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道风景线。随着咖啡向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渗透，咖啡与宗教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实现了世俗化，这是咖啡大众化传播之路上的重要一步。

　　咖啡馆的兴起是促进咖啡在社会层面大范围传播的关键途径，也是咖啡流行的重要表现。咖啡馆起源于阿拉伯地区，1511年麦加当局发布咖啡禁令时，首次提到供人饮用咖啡的场所，这种场所应该是咖啡馆的雏形。16世纪咖啡和咖啡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几乎呈同步扩散的趋势，每当饮用咖啡的习惯传到一个新地方，当地人很快就会开设咖啡馆。不久之后，咖啡馆便遍布帝国各大城市。到1570年，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已超过600家。当时的一位观察者指出，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宾客盈门，甚至穷人为了买一杯咖啡而在街上行乞”。咖啡在阿勒颇同样受到欢迎。1573年，德国医生伦纳德·劳沃尔夫（Leonhard Rauwolf）发现，阿勒颇人喜欢围坐一圈啜饮咖啡。1667年，奥斯曼旅行家埃夫利亚·埃勒比（Evliyâ Çelebi）发现阿勒颇有约105家咖啡馆，其中规模最大的竟可容纳近2000名顾客。咖啡馆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士麇集于此，除了享用咖啡之外，他们还在此休闲解乏、切磋学问或沟通消息。1613年，德意志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维尔德（Johann Wild）在书中提到，“咖啡馆在开罗有上百家，而土耳其的各个城市也差不多都是如此。土耳其人如果一天不喝上一杯咖啡，整天都会兴味索然，萎靡不振。”这种描述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咖啡馆在奥斯曼帝国的流行程度。

　　其二，苏菲派成为推动咖啡传播的重要力量。苏菲派对咖啡传播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咖啡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共同享用的饮品。从身份上看，大多数苏菲主义者均不是专职神职人员，而是来自各个行业的从业者。苏菲主义者对世俗事务的高度参与，成为助推咖啡向社会层面扩散的重要因素。体验到咖啡提神醒脑的奇妙功效以后，各阶层劳动者在从事笨重乏味的日常工作时，难免想要饮用一杯咖啡聊以慰藉，从而引起周边人对咖啡的兴趣。此外，苏菲主义者将咖啡视为神意的恩赐，这种观念也会使人们对咖啡产生兴趣。苏菲主义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其中既有达官显贵、名流贵族，也包括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使咖啡从一开始就突破阶层藩篱，成为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饮品。二是苏菲主义者促进了咖啡向其他地域的扩散。苏菲主义者中包括远途贸易商人或游客，他们通过经商或游历等方式将咖啡从也门传播到阿拉伯半岛各地。对此有学者指出：“如若苏菲主义是一种强调隐修的运动，是一种高墙和回廊内的活动，就像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所呈现的那样，那么饮用咖啡可能仍是一种仅限于少数人的神秘活动。”

　　其三，咖啡馆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理想场所。为招揽顾客，咖啡馆不只提供咖啡饮品，还为光顾者准备了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音乐、舞蹈和乐器演奏等喜闻乐见的活动一应俱全。此外，咖啡馆的环境雅致舒适，针对许多地区气候炎热、酷暑难耐的特点，咖啡馆专门建有凉爽的喷泉，设置阴凉的雅座，成为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再加上本身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愉悦，无疑对顾客具有吸引力。有“英国咖啡馆之父”美誉的亨利·布朗特曾广泛游历黎凡特地区，并曾与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t Ⅳ）共饮咖啡。他提到很多土耳其人每天要在咖啡馆里待上两三个小时，多数时候是在早晨和晚上，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在传统社会，供大众休闲或社交的公共空间为数不多，公共社交场所匮乏甚至使土耳其人给英国造访者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留下了“不好客”的负面印象。咖啡馆的兴起，恰好为公众提供了从事社交活动的体面场所。根据时人的说法，咖啡馆“为闲人提供了休息室，为商人提供了放松场所，政客在此讲述国家的消息，诗人朗诵他的诗文，毛拉向常客布道”。由此可见，人们造访咖啡馆不只是为了饮用咖啡，也借机从事社交活动。美国学者拉尔夫·哈特托克斯指出，咖啡馆之所以在近东地区蓬勃发展，主要就是因为“咖啡馆为16世纪的都市人提供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这是他们一直渴望的。这里存在一种潜在的、先前饱受抑制的社交冲动，咖啡馆为其提供了一种体面的排解方式”。此外，咖啡馆不限制光顾者的身份地位，17世纪的奥斯曼学者卡蒂卜·切莱比称，“从王子到乞丐”的各个阶层均是咖啡馆的常客。

　　其四，教法禁止饮用酒类及其他刺激性饮品，咖啡使获得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品。《古兰经》明令禁止信徒饮酒：“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对虔诚的而言，饮酒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罪愆，咖啡恰好为其提供了延颈企踵的替代品。相较酒类，咖啡具有明显优势，可以为从事单调烦琐工作的人员供应能量，而且人们造访咖啡馆所承担的道德负担较低。在多数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境内出售酒类的场所只能以非法形式存在，在眼中被视为道德堕落的地方，与伤风败俗的行为关联在一起。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任何在乎自身声誉的都不敢贸然出没于与酒类有关的场所。总之，咖啡在社会适合充当酒类的替代品。在饮用咖啡时，奥斯曼人既可以放松身心，又不必因违反教法而惴惴不安。

　　其五，咖啡贸易为许多商业精英和宗教人士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既得利益团体不会轻易舍弃这条生财之道，推动咖啡传播符合其利益需求。随着咖啡日渐流行，咖啡贸易成为重要的行业。奥斯曼帝国境内逐渐形成了一张以开罗为中心的咖啡贸易网络，其中有60支商队专门经营咖啡豆贸易。咖啡贸易商积累了巨额财富，由其建造的宅邸豪华气派，是财力雄厚的证明。此外，许多宗教精英也成为咖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早在16世纪末，开罗乌莱玛（ulema，宗教学者）就通过投资咖啡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资产。18世纪，不止一位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教授的资产中包含咖啡馆。一些地方官员也大力扶持咖啡业发展。16世纪末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帕夏（Ahmet Paşa）十分重视咖啡产业，积极资助当地的咖啡馆，从而提升了他在乌莱玛和穷人心目中的名望。咖啡贸易商和涉猎经营该业务的宗教精英财大气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他们自然鼎力支持咖啡贸易。

　　在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咖啡在奥斯曼帝国逐渐流行开来，奥斯曼帝国成为较早流行饮用咖啡的国家之一。然而，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历程。随着咖啡在奥斯曼帝国日益流行，许多人对咖啡的合法性、饮用咖啡对人们身心的利害等问题提出质疑，各界人士展开激烈争论，咖啡一度成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归纳而言，16—17世纪奥斯曼人对咖啡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饮用咖啡是否会对身体产生负面效应，二是饮用咖啡是否有违教法。

　　在流行开来后不久，咖啡在世界旋即遭到质疑，反对者认为饮用咖啡有损身体健康，是引发诸多身体和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在1511年麦加禁止咖啡的事件中，两位波斯医生信誓旦旦地宣称，咖啡具有凉性和干燥的特质，有损饮用者平和的性情。一些人附和上述两位医生的言论，声称在饮用咖啡后，精神状态和性格都发生了变化。麦加行政长官哈伊尔贝格（Kair Beg）正是以这种言论为依据，发布了历史上首个咖啡禁令。之后，有关咖啡的医学讨论在奥斯曼社会逐渐展开。反对者率先发难，指出饮用咖啡会产生诸多负面作用。16世纪·伊本·马哈茂德（Muhammad ibn Mahmūd）创作了一篇攻击咖啡的短文，其中谈及饮用咖啡对身体健康的伤害：他将矛头指向医生群体，认为后者没有致力于分析咖啡的性质，以判断咖啡是否对身体有害。后来，一位名叫贝伊扎德·（Beyzāde Muhammad）的年轻人身患忧郁症和嗜睡症，到处寻医问诊却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于是他投身医学，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他在反复试验后断言，饮用咖啡不仅是他本人病根所在，而且是导致许多公众患病的原因。基于这一“发现”，他告诫公众不要饮用咖啡。贝伊扎德·的学生扎伊尼（Zaynī）也坚决反对饮用咖啡，他进一步研究咖啡的性质、利弊，以及能够缓解咖啡不良症状的草药，最后得出结论：由于性寒和干燥等特性，咖啡会诱发忧郁症。此外，他认为烘焙咖啡豆会强化这种不良特性，增加患病的概率。扎伊尼的论述颇具影响力，在当时得到许多人认可。即便那些不反对咖啡或实际上支持咖啡的人也认为，体液失衡者饮用咖啡可能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原因。16世纪著名的医师伊本·安塔基也声称喝咖啡可能会导致忧郁症。卡蒂卜·切莱比则提醒那些性情暴躁之人，尤其是有忧郁症倾向者要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因为这会引发失眠和忧郁性焦虑。

　　除了与忧郁症相关联以外，有些医生还将其他疾病归咎于咖啡，指出这些疾病通常由过量饮用咖啡导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失眠。弗朗西斯·培根提到，土耳其人声称咖啡令人兴奋和心烦意乱，可能是指咖啡会令饮用者难以入眠。此外，有人指出咖啡会消除食欲，使人消瘦虚弱，波兰耶稣会士克鲁欣斯基认为这是奥斯曼苏丹不喜欢咖啡的原因。伊本·安塔基也列举了一些与过度饮用咖啡相关的疾病，比如痔疮和反复头疼等，而且认为人们不宜饮用添加牛奶的咖啡，以免感染麻风病。

　　与此相反，咖啡的支持者则认为，饮用咖啡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能够预防和缓解部分疾病，具有多重医疗功效。有人认为咖啡对治疗咳嗽和感冒等疾病有所帮助。一些专业医生认为咖啡具有利尿的作用，可以预防肾结石，对保护肾脏有益。尽管伊本·安塔基对咖啡持批评态度，但他也指出咖啡对治疗某些疾病是有益处的，如防止血液沸腾，预防天花、麻疹和出血性皮疹等，咖啡适合罹患这些疾病的人群使用。16世纪的大马士革学者阿布·法特赫（Abū lFath）驳斥了咖啡有损健康的言论，认为咖啡具有医治多种疾病的疗效，例如“有益于化痰、祛湿、排空肠道，治疗肠道疾病和头疼，有助消化和提升食欲，消除困倦，预防眼睛炎症和眼睑瘙痒”，表达了对咖啡的坚定支持，声称“任何禁止咖啡的人都将受到谴责，甚至被乌莱玛视为异教徒”。此外也有人提出，饮用咖啡对女性尤其有益，对孕妇可能也有好处，不过并未解释具体功效。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时期人们所述的关于咖啡的诸多功效，并不能得到现代医学支持，表明他们对咖啡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即便最坚定的咖啡支持者也没有声称咖啡是万能灵药，这与后来欧洲人对咖啡医疗功效的吹捧有所不同。

　　除了讨论咖啡对于健康的利弊之外，咖啡的合法性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反对者认为，如同酒类一样，咖啡会对饮用者的身心状态产生影响，属于教法禁止的饮品类别，因此饮用咖啡违背教戒律。《古兰经》明确指出了饮酒对内部团结和虔诚信仰的危害，号召戒除饮酒的恶习。“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为了维持信徒心灵纯洁，除酒类之外，教法还限制使用其他具有刺激性或致醉性的饮品，认为这类饮品乱人心性，尤其是过量饮用对个人和社会危害较大。不过，教法并未明确指明其所禁止的饮品具体包含哪些种类，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对此也未形成统一意见，于是留下了争论的空间。咖啡的反对者认为，酒类及其他饮品因使人身心状态发生变化而遭到严禁，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咖啡。许多医师断言，“咖啡具有令人陶醉的特性，因而对而言是一种非法饮品”。这种观念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实被一些人作为咖啡禁令的理由。也有人指出，虽然咖啡不会导致饮酒后呈现的醉态，但饮用者的身体或精神状态会出现明显变化，足以使人们对这种饮品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开罗行政长官哈伊勒贝格（Khaine Beg）直言不讳地声称，他颁布禁令的理由就在于咖啡“有一种致醉的效果，产生了《古兰经》中所谴责的不良特征”。

　　如若将咖啡等同于酒类和制剂等非法商品，便意味着宣布饮用咖啡者违反教法，这在社会无疑是一项严重罪行。咖啡爱好者对此自然不能认同，他们针锋相对予以辩驳。一位不知名的咖啡论著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批判咖啡的反对者，表示声称饮用咖啡会产生类似醉酒效果的言论是对咖啡的恶意诋毁。另一位咖啡的支持者也不遗余力地驳斥咖啡有害论，他将咖啡与致醉物进行对比，认为二者的效果迥然不同，对饮用者产生的影响天差地别，饮酒对的信仰具有负面作用，咖啡则不会。“如若你将咖啡与致醉物相类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二者的性质和功效迥然相异。人们饮用咖啡，口中念着之名，清醒如初，而沉迷于致醉物者罔顾的存在，酩酊大醉”。对咖啡使饮用者精神状态产生变化的指责，咖啡的推崇者不仅坦然承认，而且还将其作为支持咖啡的理由。他们认为咖啡对饮用者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难以将其作为反对饮用咖啡的依据。伊本·阿布德·伽法尔直截了当地指出，咖啡“为饮用者带来精神上的活力和心理上的幸福感”。阿拉伯半岛的咖啡饮用者对咖啡带来的愉悦感心驰神往，专门使用“咖啡欣快”（coffee euphoria）一词描绘这种奇妙感受。概而言之，咖啡的支持者认为，咖啡与酒类、制剂是性质迥然各异的物质，其合法性无可置疑，饮用咖啡并不违反教法。

　　此外，反对咖啡的人士不满足于口舌之争，甚至诉诸实际行动，势必要扼杀咖啡的传播势头。部分地区的官员和宗教人士相继发布禁饮咖啡的文告，取缔咖啡馆的合法地位，对聚集并饮用咖啡的顾客加以严厉处罚。如此兴师动众，其目的当然不只是阻止人们享用一种新兴的饮料，其背后必定另有深意。深入探究后便可以发现，咖啡反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除了质疑咖啡的功效和合法性之外，许多人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公共道德因素的考量，即试图防范顾客在咖啡馆聚集后潜在的政治活动，并打击在咖啡馆出现的有违公共道德的行为。

　　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角度看，反对咖啡的原因并不在于咖啡本身，而是为了防范人们聚集在咖啡馆后可能出现的谋反活动。很多时候当局对咖啡的批评和禁止都以冠冕堂皇的信仰为托词，实际是统治者出于对政治活动的警觉而采取的举措，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查理二世治下的英国如出一辙，奥斯曼帝国当局不得不直面“咖啡馆言论产生的危险”，并将咖啡馆视为“政治动荡的温床”和各种阴谋的滋生之所。咖啡馆的存在，的确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当局面临的不安定因素之一。一方面，咖啡馆成为信息交流的场所，各种有损皇室或宫廷形象的市井流言在此流传，成为顾客们茶余饭后的谈资。17世纪的奥斯曼宫廷史家穆斯塔法·纳伊玛（Mustafa Naîmâ）指出，咖啡馆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批评权贵，编造有关国家事务和官员任免的虚假谣言的场所”。另一方面，咖啡馆还充当了公众宣泄不满情绪和批评当权者的场所，对当局不满的社会人士存在于咖啡馆内协调行动的可能性。穆拉德四世时期，咖啡馆成为平民和叛乱士兵聚会的场所，不止一场政变曾于咖啡馆中策划。咖啡馆中散播的不满言论和敌对行为使帝国当局惴惴不安，当权者无疑从中嗅到了危险气息，咖啡馆由此招致政治力量的打击。在1580年前后，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t Ⅲ）颁布咖啡禁令，下令关闭咖啡馆，逮捕并处罚咖啡馆业主，理由是咖啡豆经烘焙后呈现碳化状态，而先知禁止信徒食用碳化食物。从表面上看，穆拉德三世的咖啡禁令以宗教原则为依据，他像是一个捍卫教原则的卫道士，但事实并非如此，其真实意图在于打击咖啡馆作为公共舆论中心的作用：为稳固统治地位，初登王座的穆拉德三世清洗家族成员，此事在咖啡馆激起广泛讨论，许多人言辞刻薄地批评穆拉德三世的残忍手段，极大地损害了苏丹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严和形象，而这才是穆拉德三世决定取缔咖啡馆的线年代，咖啡馆再度沦为的牺牲品。穆拉德四世时期，大维齐尔·柯勒皮里（Mahomet Kolpili）将咖啡馆视为滋生叛乱和恶癖的巢穴，下令关闭所有咖啡馆。1633年他更是以杜绝火灾隐患为由拆毁大量咖啡馆，声称继续经营和光顾咖啡馆者将被丢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些举措使伊斯坦布尔的咖啡业遭受重创，用卡蒂卜·切莱比的话说，“从那时起，皇城的咖啡馆如同无知者的心一般荒凉”。

　　事实上，咖啡馆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秩序造成的实际威胁相对有限。许多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反对咖啡，还在于咖啡馆出现的各种乱象违背公共道德，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担忧。教为信徒规划了理想的行为准则，制约违背道德的行为，赌博和被悉数纳入禁止之列。不幸的是，咖啡馆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赌博场所。此外，其他有悖于传统道德的公共娱乐活动也经常在咖啡馆中上演，部分人士对这些娱乐活动嗤之以鼻。

　　其次，咖啡馆中的音乐表演同样令一些人感到不悦。为吸引顾客，许多咖啡馆会适时安排演出，音乐表演是其中一项必备节目。音乐表演在咖啡馆广受欢迎，却不受传统人士待见。从当时批判咖啡馆的文章中可以获悉，反对者认为音乐为咖啡馆光顾者纵情声色的娱乐活动增添了助力。咖啡馆的音乐表演以女歌者演唱为特色，她们的歌声被认为提供了不正当的性刺激，经常被指控会诱发男性的原始欲望，发生皮肉交易。而且，女性在咖啡馆抛头露面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挑战，许多人从中捕捉到了社会道德松弛的迹象，在他们眼中，咖啡馆不亚于眠花卧柳的风月场所。有些咖啡的支持者也对音乐表演极为反感，认为禁止咖啡的理由只能源于咖啡馆上演的此类活动，“禁止咖啡的理由也许在于它经常是在咖啡馆里被饮用的，那里存在着各种应受谴责的活动：唱歌的少女，骗局

　　……嬉戏娱乐的乐器演奏和舞蹈”。最后，毒品消费成为咖啡馆引发众人的另一缘由。毒品消费也是咖啡馆内的常见行为，消费的毒品包括和等种类，许多咖啡的饮用者对这些毒品青睐有加。毒品消费使咖啡馆的声誉遭受重大打击，招致众多社会人士口诛笔伐。贾兹里声称，咖啡馆的许多顾客“被（毒品）这种诱惑引向灭亡，他们应该被视为遭到魔鬼引诱的野兽”。总体来看，社会批评家对咖啡馆的抨击并非空穴来风，在咖啡馆中违背社会道德或宗教伦理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

　　“蜷缩着腿，百无聊赖地享受乐趣，从这个礼拜待到下一个礼拜”。宗教人士对咖啡导致人们信仰淡化的现象忧心忡忡，谴责这种饮料是“魔鬼的杰作”，具有诱人的魔力。他们无可奈何地声称：“自从公众迷恋上咖啡馆，没有人再来寺了！”正因如此，寺的神职人员是咖啡馆态度最为坚决的群体之一，他们认为咖啡馆侵犯了其固有的势力范围。在1539年斋月期间，开罗爆发了袭击咖啡馆的事件，一群巡夜人对咖啡馆进行突击检查，将光顾者粗暴地带走，许多人身陷囹圄。在遭受一夜监禁以后，每人被处以17下鞭刑方才被释放。由此可见，咖啡馆中诱人的娱乐活动与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背道而驰，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传播与交换”。在此历史背景下，许多新事物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介进入奥斯曼帝国，其中一些新事物使犹豫不定，生怕贸然使用会违反传统宗教经典对禁用物品的相关规定。有关咖啡的争论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垂范作用。人们逐渐认识到，成瘾性和刺激性并不等同于致醉性，咖啡和酒类是两种性质相异的物质，饮用咖啡并不违背教法。根据教的类比原则，这种认识为同样致人上瘾并富有刺激作用的烟草及其他类似作物的传播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对于咖啡合法性的争议，“律法的捍卫者最终确定了一个原则：举证责任属于那些希望采取行动反对相关物品传播的人。也就是说，除非反对者能够拿出证据证明此种事物违反了教法，否则不能禁止争议对象的传播”。咖啡对其他富有争议之新事物的示范性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新事物必然可疑并应受谴责的观点是一个迷思”，“人们必须对一种新事物的非法性予以证明，否则它就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事物，如果不能明确证实它有违教法，其社会传播就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包括咖啡和烟草在内的一些食用作物和经济作物在时断时续的争论中逐渐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并被不断推广开来，丰富了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使其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咖啡的争论与诸多新事物在帝国范围内的传播存在关联，对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这场争论使大众对咖啡的功效及其对人体的影响有了基本认知，为咖啡在奥斯曼帝国乃至更广范围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前所述，关于饮用咖啡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而咖啡的批评者难以出示咖啡诱发身体疾病的确凿证据，出于对咖啡的蔑视，许多批评者没有形成饮用咖啡的习惯，实际上对咖啡的功效并不熟悉，以讹传讹或道听途说者不在少数。即便那些饮用咖啡的人，其谴责咖啡的言论也大多是在身心遭遇疾病困扰而无从寻找病因时，单纯从直观经验和简单的观察出发，把自身病因归咎于咖啡这一新生事物。在咖啡的支持者看来，批评者以饮用咖啡导致患病的经历作为控诉依据，无异于捕风捉影。哈特托克斯指出，“正如其他医学问题一样，将某些调查结果作为咖啡禁令依据的难处在于，它们很少取得众口一词的看法。最好的例子莫过于

　　20世纪末对咖啡开展的研究。一旦某个科学团队指出咖啡会引发疾病，另一个科学团队就紧跟着声称这种饮品根本没有任何危害。16世纪的医学也面临类似难题。那些为禁止咖啡提供医学论据的人不断受到另一拨人的挑战，后者出示权威医师的证言，声称咖啡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建立在这种假设（咖啡对身体有害）之上的禁令从一开始就面临困境”。随着咖啡成为常见饮品，而饮用者的身体状态并未出现明显异样，咖啡有损身体健康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批评者针对咖啡的控诉也逐渐变得苍白无力。饮用咖啡的群体越来越普遍，声讨咖啡的力量就相应日渐衰微。与此同时，面对反对者的批评和质疑，咖啡的支持者一方面针对质疑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通过著述和宣讲等方式向大众传递关于咖啡功效和性质的知识，力求让人们认识到咖啡对人们的身体并无明显害处。这些做法无疑有利于消除大众对咖啡的疑虑，进一步促进咖啡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普及。

　　“部分欧洲人对（包括奥斯曼）文化、科技和艺术的仰慕和引入，促进了东方语言、文化和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咖啡和咖啡馆文化也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例如，在欧洲被推崇为咖啡“发现者”的德国医生伦纳德·劳沃尔夫正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中心阿勒颇初识咖啡，并向欧洲人介绍了它的饮用方式。17世纪，咖啡从奥斯曼帝国传入欧洲：1640年威尼斯开始售卖咖啡；1644年咖啡现身法国马赛，随后传入巴黎；1645年欧洲首家咖啡馆在威尼斯安家落户；1650年英国第一家咖啡馆在牛津开业；1664年荷兰的首家咖啡馆开始营业。咖啡于欧洲的快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奥斯曼帝国成功扎根，而奥斯曼人关于饮用咖啡的争论，以及最终对咖啡功效的正面认知，也为欧洲人对咖啡良好的初步印象奠定了基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早期实现全球化传播的咖啡、烟草、可可和茶叶等成瘾性消费品中，咖啡是唯一一种既非起源于美洲，也不是来自东亚的商品。除茶叶之外，咖啡也是仅有的在16—17世纪欧洲大规模商业扩张之前，便已将传播范围超出其原产地的产品。奥斯曼帝国在咖啡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不啻中国在茶叶传播中的重要性。

　　关于咖啡的争论发生在咖啡传入奥斯曼帝国之初，反映了这一时期奥斯曼社会各界人士对这种新型饮品的认知分歧。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咖啡对身体健康的利弊，以及咖啡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这种争论不仅关乎咖啡本身，而且牵涉帝国当局对咖啡馆政治活动的担忧、社会批评家对咖啡馆违反公共道德的谴责，以及宗教界对咖啡馆侵犯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满等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社会问题的诸多面相。这场争论在咖啡的早期传播中意义重大，决定了咖啡这种新式饮品在奥斯曼帝国的前途与命运。如果咖啡的支持者在争论中败北，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的前途将难以预测，咖啡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也将被蒙上一层阴影。幸运的是，通过广泛的争论，社会大众对咖啡的认识不断拓展并加深，对咖啡的误解和疑虑逐步减少，从而为咖啡在奥斯曼帝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基础。奥斯曼帝国因此成为咖啡走向全球的跳板，咖啡也被视为

　　17世纪以后，“咖啡与烟草的结合成为奥斯曼和中东文化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商品成为奥斯曼世界第一批真正的大众消费品”。与此同时，域外物种的传入对奥斯曼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咖啡和烟草成为奥斯曼帝国新兴的消遣时尚用品，尽管这种新颖的消遣方式与传统价值观念时有冲突。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汉认为，咖啡和烟草“刺激了中东消费者对新品位和消遣的欲望”，“助长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以饮咖啡和吸烟草为代表的追求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对社会主张朴素节制的“早期行为方式的明显背离，以及对道德秩序基础的侵蚀”。因此，围绕这些“既深刻解放了大众，又令人不安”的消遣方式，奥斯曼社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议浪潮。这些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域外物种渗透对奥斯曼帝国固有生活方式的解构，以及社会道德家对传统秩序的捍卫，而奥斯曼社会对咖啡和烟草等域外物种的接受，则是传统观念不断调适与整合的结果。

　　对近代早期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奥斯曼帝国社会而言，咖啡的传播和普及还带来了一个潜移默化的效果，那就是使奥斯曼帝国社会对公共娱乐文化的态度转向开放与包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应致力于纯洁的生活和虔诚的默祷，对世俗娱乐文化生活应冷眼旁观，尽管享乐并非完全不被允许，但理应是适度且具有教化意义的。而随着咖啡的传播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获得成功，饮用咖啡作为娱乐消遣活动逐渐被接受，咖啡馆成为奥斯曼社会“前所未有的公共娱乐文化的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