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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很早就开始探索以公园形式守护考古遗址。从洛阳王城公园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再到殷墟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颖岚观察到，“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具有‘实践探索先于理论制度建设’的鲜明特色”。2009年，《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以下简称《良渚共识》）达成；同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印发；2010年首批12家公园的评定，标志着其建设工作全面展开。作为首批公园之一，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在当时具有标志性意义。“该公园通过‘绿化标识+地下遗址可视化’技术，实现了最小干预的动态保护理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告诉记者。

　　从《良渚共识》到65家公园星罗棋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表示，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以来，逐步通过考古遗址标识出从人类起源、文明源头、文化孕育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完整链条，实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并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发挥了考古研究交流中心、保护展示利用示范区、活态阐释传播平台和文明精神凝聚地的关键作用。“中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模式体现了‘大遗址’制度优势。”在张剑葳看来，大遗址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类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的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资源为核心、以公园为表现和使用形式构建的一批历史人文景观，是反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王刃余表示，在保护方面，考古遗址公园已初步形成国家系统——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省级与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金字塔”式的保护与利用架构，初步实现了全国200余个顶级考古资源的社会化利用节点建设发展方案或相关意向。展示内容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全部重要阶段，展示对象则包括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皇家陵寝遗址与重要古代墓葬、都城与高等级建筑遗址、古代线性遗产关键节点、重要手工业遗址、古战场遗址等能够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成就的经典案例。

　　在活化利用探索中，创新模式不断涌现。隋唐洛阳城沿7公里中轴线复原宫城轮廓，将永泰门、玄武门串联为“历史走廊”，带动周边930亩区域升级，打造“盛世隋唐”文旅品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独创“跳出现址求发展”机制，从新城土地出让金提取资金反哺文物保护，形成“保护带动发展、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这种跨界治理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囚徒困境’。”张颖岚评价，大量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节点，在系统展示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上贡献突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性发展，更需多元群体紧密协作。王璐坦言，政府机构应扮演主导与协调角色；专业机构与学者则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规划、设计、保护与阐释等专业支撑；公园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建成后的日常维护、开放服务、安保营销与教育活动执行；当地社区居民作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与文化传承主体，其权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等。在她看来，各方须在保护第一原则下，通过有效机制明确权责、紧密沟通、动态评估，以实现遗址的科学保护、文化传承、社会共享与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未来，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机制，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另外，统筹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资金，探索‘提级管理、市县共建’模式；建立土木遗址保护国家标准，明确回填保护、植被标识等技术规范；推广虚拟复原展示技术，解决土遗址观赏性不足问题，都将是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张剑葳强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研究、文物保护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生活质量的统一。未来，需在加强阐释、法治保障、技术融合、社区共享等维度深化探索，使大遗址从“历史的沉默见证者”转化为“文明的鲜活讲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