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旅游业的确是资本的宠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就指出，为攫取利润，资本必须塑造某种“独特性”——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独具吸引力，无法为他人所取代。旅游业恰恰同一种天然的独特性相伴相生。例如，如果某人在威尼斯某处得天独厚的观景地拥有一所旅馆，那么他便自然而然，无需任何作为地获得了一重“独特优势”。如哈维所说：“许多垄断地租是建立在历史的叙述、集体记忆的解释和意义，以及重要的文化实践等基础上的……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伦敦、开罗、巴塞罗那、米兰、伊斯坦布尔、旧金山或无论什么地方更具有那个地方应该拥有的特性了。”

　　简言之，当我们以“过载”和“负面效应”界定“过度旅游”时，这两点都与如下事实相关：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是在一种“不受约束的资本逻辑”的推动之下得以展开的。正因为资本逐利的倾向不受限制，故而企业会罔顾旅游目的地的承载能力吸引客流；也正是在企业的主导之下，一系列极具负面效应的改变得以发生。事实上，完全可以料想的是，在资本的影响力得到限制的情况下，许多负面效应也可以得到控制。例如，不难想见，如果通过发展旅游获得的收入能更公平地分配并适当地投入到基础设施的改善中，当地人的不满无疑会大大降低。

　　提价和限流都是常用的方法。但就前者而言，如若提价幅度太高，那么便会招致争议。毕竟，依照价码提供不同质量的服务是一回事，但将价码当作“能进入景点”和“不能进入景点”的准入门槛，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赤裸裸的，基于金钱逻辑的歧视。事实上，现有的提价措施往往较为温和（如威尼斯曾尝试向每位一日游游客征收5欧元），故而效果不太明显。“限流”则相对公平，但其对于治理能力的要求极高，所需付出的成本也较高。有学者提到：“此类措施必须宣传到位、公平透明且执行公正……关键在于广泛接受、严格执行和大力宣传这些安排。”此外，限流措施还常常激起旅游业从业者的不满。

　　另一些方法则颇具创造性：首先，威尼斯采用一种叫作Fairbnb的新型房屋租赁应用平台，与市场上更为常见的Airbnb互竞。使用Airbnb时，许多资本所有者会收购大量的房屋并予以租赁。事实上，据CNN报道，Airbnb上威尼斯三分之二的房东拥有多个房源，许多房源都归房地产投资者所有，他们买下大量公寓出租。这种做法无疑是为“土地兼并”推波助澜，也使得房屋日渐被一部分人垄断性地拥有。然而，Fairbnb则会详细审核租赁者的资质，不允许单一的房屋所有者大量出租。同时，Fairbnb还将以其收入反哺市政，文物保护。很显然，Fairbnb的设置思路正是限制资本逻辑，使之无法不受约束地运转。

　　同时，威尼斯还引入了前沿技术。有报道提到，该城加装了大量监控，可以“精确统计城里的游客数量以及他们去了哪里”，并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如分析游客的来源地，出没时段等），为精准管理提供参照。事实上，这一举措所秉持的总体思路是，在不改变游客数量的情形下增强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秉持类似思路的还有一系列基础设施改造措施。在这一方面，威尼斯也尝试了各种措施，包括“在主要的水上巴士站设立居民专用通道，以及在人流高峰期设置旋转闸门，将居民与游客区分开来。”

　　这些措施之所以效果不显，或许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多么糟糕的主意，而是因为，执行这些措施往往涉及多个层面的“协同”，而这种“协同”相当困难。“协同”有时存在于政府和市民之间：例如，不难想象，Fairbnb如要取得更广泛的使用，那么既需要得到市民的配合，也有赖于政府的推广和支持。还有些时候，举措的落实需要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协同。例如，虽然遏制过度旅游对于捍卫广大居民的“城市权利”至关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会使得一部分以旅游业为生的市民面临困难。如何“善后”，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政府和单一部门的能力，需要复杂的协调与配合。

　　这种“协同”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勃·杰索普处得到理论化，被称为“元治理”问题。简言之，杰索普指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治理”本身也面临着困难和危机：“多元治理主体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困难、责任不明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和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治理理论。”可以预想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元治理”理论或许正是治理“过度旅游”的下一步所迫切需要的。

　　依照大卫·哈维的论述，对“城市权利”的争取往往构成城市社会运动的关键动因。如巴黎公社运动，固然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推究无产阶级投入革命的心理动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在巴黎的城市改造中受到了破坏。以此观之，威尼斯的运动似乎共享了同样的动因。这一点从者的口号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们声称“不要国王，不要贝索斯”。这表明，他们希望重塑自己对城市发展的把握，让自己的意愿能塑造城市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等维度。

　　很显然，在威尼斯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温和的“断裂式”变革与“缝隙式”变革结合的模式。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希望颠覆什么，而是希望通过，制造麻烦等一系列举措来表明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同时，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也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出现，其目的则在于扩大能够让本土居民获取城市权利的“缝隙”。目前看来，这一举动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原定在威尼斯中心区域举办的婚礼因而迁移到军械库——更边缘的堡垒建筑群。至少从空间上，这是一次大众“城市权利”的胜利——资本不受限制的运转终究在城市中受到，只得避入堡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