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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代，俾斯麦发起社会保障法案，率先打造了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国家福利制度。这是对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及其济贫法体系的根本性挑战，俾斯麦的社会保障法案的基础乃是对德意志国家之“整体性”的设想，而非古典经济学体系关于国家和社会之两元对抗格局的传统观念。围绕俾斯麦的福利国家举措，也正是诞生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它挑战着古典经济理论的所谓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尤其挑战着其中的反干预主义偏见。在自由主义者的偏见当中，“福利”是一个用以描绘个人经验的词汇，依据此一理论，现有的任何国家援助将必须加之以怀疑和审察的目光，这些援助必须被视为市场的附属物，并局限在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福利的原因仅仅在于遏制有可能来自贫困阶层的社会动乱，这样的动乱无疑会对财产权体系造成冲击，尽管维多利亚时代就福利问题提供了特殊的利他主义道德动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和伦理也反过来将福利的提供仅仅视为市场的“残余物”，仅仅限制在利他主义动机的道德许可的范围内，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提供福利将造成福利供给的自我增长和膨胀，最终将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福利依赖者，并瓦解人们的进取心，而维多利亚道德的根本信念恰恰在于：贫困乃是不道德和懒惰的同义词。社会保障法案所挑战的正是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理论及其伦理和道德动机。第二帝国的社会民主阵营，无论是尔派还是激进派，免不了将俾斯麦此举视为“收买人心”，并不觉得同反社会主义立法在性质和效果上有什么不同。1848年试图向普鲁士国王实施德意志皇冠礼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们，在经历痛苦的沮丧期之后，如今则欣然转入国家主义和“现实政治”轨道。

　　当然不能否认“社会议题”本身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前夜，欧洲大陆列强如此集中地且连续不断地推出如此庞大的“社会议题”集群，这样的情状跟非资本主义元素之进攻态势，也是存在内在关联的，这样的内在关联同样是无可否认的，就像熊彼特评析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扩张利益和扩张冲动是完全有可能跟植根于非资本主义元素的帝国主义倾向结盟的，完全有可能去利用这些非资本主义元素，令它们成为扩张的借口，将它们理性化，并依托它们向着行动层面靠近。现代帝国主义的总体画面恰恰就是依托这样的结盟机制才得以拼凑出来；有必要牢记两点。其一，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出现了高端金融和卡特尔巨头的紧密联盟，这样的联盟通常都能够像自主个体那样采取行动，英格兰当然是个重大例外。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当然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典型且根本的冲突，不过，垄断资本主义已然将大银行和卡特尔熔铸为一体了。大银行家通常也都是国民经济的领袖人物。由此，一个核心建制便得以强加给资本主义，足以用有意识的决策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自动机制。其二，大银行的利益同储户利益的契合程度尚且不如大型卡特尔组织同下属公司利益的契合度。高端金融集团的决策，乃依托对大比例国家资本的控制权能，但他们实际分享的利息却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他们虽然跟大企业结盟，但有时候在利息收益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额度可言。为此等强制输出政策买单的是普通的“小”资本家，他们并未享受其中的收益。小资本家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他们的利息无足轻重。如此一来，便可以将垄断政策的成本分摊在某一部分的资本身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另一部分资本避开一切的政策成本，资本输出因此就会让特权资本赚得盆满钵满，非特权资本则只能是将政策成本承担下来。此等情形之下，即便是原本独立于银行的资本，也常常会被强制输出，被迫扮演为幕后大佬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卡特尔集团是完全有能力阻止开办任何的新企业的。如此一来，一个托拉斯化的国家，其关税保护区域通常就能够推动巨大的资本浪潮，涌入其他国家。若两股这样的浪潮迎头相撞，一场惨烈且代价昂贵的斗争就会拉开序幕，且永无终止。”这实质上就是侵略性的民族-帝国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予以奉行的原则和策略，只不过其完整演进过程在德意志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呈现。

　　问题的根本在于，欧洲大陆民族帝国的这批精神传承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一种观念的传统帝国同现代的民族帝国之间，根本没有共性可言。民族帝国不过是民族的扩张而已。确实，无论是低地国家、英格兰还是西班牙和法兰西，都是在同中世纪帝国和罗马天主教代表的普遍秩序的对抗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民族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不同形态的帝国。在现代民族帝国和传统帝国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帝国所表征的乃是一种观念，惟有在观念层面上方能设想一个帝国统一体。民族则是依托领土和实力的排外政治体，帝国要包容各地的文化和各个区域的种群。民族严格来说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民族还要“制造”单一的文化，然后从中汲取单一的原则和单一的力量。民族逻辑只认可个体，并且直接面对个体。但是依据帝国观念，一个人通常都是在成为种群、地域文化以及中间性的共同体或者团体组织的成员之后，才顺其自然地成为帝国成员的；这就像贵族从来不可能以个体身份而只能依托家族身份成为贵族一样。人文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在民族-国家之内是不可能共存的，否则都难免破产。但是所有这些体制在帝国当中是可以共存的，并且帝国的生命也恰恰就在于这种共存机制，由此使得各自的德性以一种但丁当年曾预想过的方式融合起来。与此相反，个体同民族之间的纽带是直接的，不存在地方纽带、实体或者邦国作为中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共和元年的原则和卢梭的政治思想一定要对社会中间团体展开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指向；在法兰西旧制度时期，王权同布尔乔亚阶层之间基于个人主义原则的直接联系也正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最根本特征。

　　实际上，民族-国家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结束以来，一直就置身于魏玛共和当年所遭遇的两难境遇和双重夹击当中，无论是行动框架还是决策范围从来都是布满裂痕，并且时时刻刻都有瓦解的危险；正如同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单一共和体制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道德存在，可以说是完美的，但在实践中，往往都是由北意大利共和国、莱茵同盟、大陆体系这样的废墟来填充的。此种局面之下，魏玛共和时代的“反思帝国”运动是颇令人难以理解的。在这次运动中，主流见解乃力主一种民族性的帝国观念，德意志“人民”的单一主导权是此种帝国观念的根基所在。在这次思想运动中，俾斯麦“文化斗争”的血脉得以恢复生机，普鲁士的新教精英，乃至社会的主流派系，纷纷将前宗教改革年代的基督教统一体视为“天主教乡愁”或者“浪漫派乡愁”，并嗤之以鼻，以多元诉求和包容性为原则和特征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奥匈帝国遭到强烈批判，宗教战争之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便成了不幸的靶子，在这些民族帝国主义者看来，这两大帝国都自陷于“意大利幻象”和“东欧幻象”，试图依托包容性的观念原则而非排他性的力量原则来复兴罗马帝国。

　　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淬炼，德意志唯心主义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梅尼克仍然没有放弃对“民族”的“期待和希望”，在《德意志灾难》中，他给出了反思和总结：“我们不需要任何激进的再教育，也能够再度有效地在西方文化共同体中扮演角色。只有纳粹自大狂的反文化和假文化才必须彻底铲除。然而，绝不能以一种缺乏意义的空洞的世界主义来取代它的位置。相反，应该是一种在过去由各种最个性化的德意志精神成就联手造就的、并且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的世界主义。德意志精神再度找回自我之后，依然需要在西方共同体中完成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期待和希望。”[1]梅尼克的这种因不甘于失败却又无处得到弥补的自我逃避主义心态不禁使人回想起普勒斯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此种精神所作的评论：“……非但没有将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与对现实情况的责任之间的鸿沟缩小……反而一直在扩大两者之间的分歧。”[2]显然，对于梅尼克来说，对于“灵魂”、“深度”的文化诉求，这本身就足以构成宽恕一切道德缺失的美学和哲学力量，并将普遍且抽象的正义观念，一种理想化的人类道德观念，置于已经模糊了的道德-政治责任和现实命数之上，寄望这种观念可用来弥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托马斯·曼在战前的一次演讲中再次确认了理查德·瓦格纳所塑造的日耳曼精神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的基础并不在于政治-历史意识的培育，也完全抛开了经济-社会现实，转而植根于一种纯粹理想主义形态的文化和世界观意识，并认定这样的观念是可以在淬炼之后，提升为普遍主义的世界公民道德；他说：日耳曼精神“已经分崩离析，完全归于瓦解……但这种精神仍然具有装饰性、透析性，并且具有强烈的知性气质，因此它必然会对世界公民产生无限魅力，并因其天生的高贵诉求而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和效力。”[3]在某种意义上，托马斯曼的敏锐洞察力使他得以更为公正地呈现19世纪晚期的欧洲精神。埃德蒙·伯克所构想过的欧洲的“共同家园”以及兰克所构想的欧洲的“神圣统一体”以一种模糊而表面高贵的文化意识形式、而非一种经济-法律主张，体现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精神当中。

　　1907年，梅尼克出版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梅尼克在书中近乎强硬地论证了民族国家的个体性诉求同普遍价值诉求之间的内在和谐性质，他充满乐观地指出，可以呈现为普遍价值形态的那些东西，比如古典时代的人性理想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价值观念实际上都是诞生于民族或者政治体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当中，基督教提倡的个体之无限价值也只有在同罗马民族宗教相互冲突的背景中才能得到阐发和确立；梅尼克特意申述说：“并非偶然的是，‘德意志’这一名称最早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是同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那时，一种普世使命能够有助于在人类内心激扬民族观念。最后：难道欧洲的第一个大型民族国家不是带着民族自治的完整意识建立起来的吗？革命的法国难道不是来源于18世纪的母体、来源于一个被普世观念与世界主义观念日益浸透的土壤吗？”[4]但德意志民族观念的现实演进显然背离了梅尼克的乐观预期；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1873年摆脱经济低谷之后的日益繁荣，这繁荣背后的驱动力量是各国日益集中化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危机阴影的日渐临近，欧洲被置于精神和现实日益拉大的分裂和对抗格局当中。现实的进展使得人们很难再保持梅尼克意图传扬的那种普遍主义的乐观主义，面对精神与现实之整体格局的撕裂，人们要么以一种超然的犬儒主义和宿命论态度，在纯粹的“科学”和“实证”研究中寻求逃避，要么则逐渐沉入文化和世界观的或狂热或温柔的梦幻当中寻求安慰。以梅尼克为标志性人物的那一代德意志意识形态精英无疑从本质上错解了18世纪法国的那个“普世观念和世界主义观念”的母体，那个母体本身是民族土壤孕育的，她催生的“人民”观念并非普遍主义观念，而是嗜血的民族扩张观念，就像詹姆斯·亚当斯总结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在欧洲永不磨灭地刻上‘人民’这个概念以取代‘政府’概念；这个概念显然是要培育自由和民族的观念，产生的结果却是我们不得不与之战斗到今天的，那就是一个依赖武力、植根于武力并通过武力吮吸公民血液的民族统一体。而英国革命和北美革命，则牢牢坚持先例和人性的路线，尽管不列颠帝国和美国都有缺陷，但个人自由和自治得到了保存和发育，并据此在历史血脉当中扎下根来。”[5]

　　在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文化使命同政治艺术所要求的理智原则形成了极性的对立态势，它要求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要求这种力量直接诉求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要素和非理性要素。正是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诞生的节点上，戈比诺的种族思想应运而生，成为政治划界的决定性要素。戈比诺种族思想的原意实际上是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继承梯耶里有关大革命的种族论解释，这一解释的实质则是要将后革命时代的法兰西民族区分为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种族和作为被征服者的法兰克种族，最终的目的是要借助种族渠道团结并捍卫传统的法国贵族阶层。梯耶里近乎宣泄地断言法国在后大革命时代的动荡和糟糕的经济-社会表现应当从根本上归因于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瓦解和失落。这一分析的弱点是种族因素作为血缘的自然性体现，无法给予历史叙述所要求的理智分析，但这恰恰是这一分析本身的强大之处，由于具有政治理性无力触及的终极性质，因而种族论得以直接跨越人类实践理性的领域，直接诉求相应社会阶层的本能和非理性情感，最终的效果则是强大的政治爆发力。

　　戈比诺继承了种族思想的终极性格特征，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却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民族化的转义，原本用于捍卫贵族阶层的理论如今则用来捍卫法兰西的文化身份和民族优越性。当戈比诺的神秘主义理论同达尔文的科学理论取得结合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之时，有关“白人的负担”的种族观念便作为自然主义的秩序和等级原则，支配了全部的大陆帝国，包括现实的行政、教育改革，也包括整个大陆帝国的道德意识，概莫能外。此举所禀赋的神秘和终极性质一揽子解除了欧洲大陆帝国主义时代的沉重理智负担和道德负担。正如阿伦特在《帝国主义》当中评论的那样：“‘种族思想’种因于为了替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斗争求得方便与胜利所架构的论证网络。在欧洲各国，种族主义在前帝国主义时代不曾拥有任何统御政治的权柄；但是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尖锐化并拓展既存的斗争利益或既定的政治问题，尽管它并没有像在帝国主义时代那样创造出崭新的斗争，或者造就新的政治思想范畴。‘种族思想’起源于经验和政治集群，这些经验和集群，至今依旧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连那些‘种族’的捍卫者，如狄斯累利或者戈比诺，也不曾熟悉它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人，一种是聪颖的、时常闪现出敏锐概念的人，另一种是行径残酷、具有猛兽般的行动能力的人，【在前帝国主义时代】，这两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看来，实在是没有任何理智上的解释足以横跨此深渊。设若‘非洲争夺战’以及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不曾使西方人面临一种新的、令人颤栗的经验，那么，诉诸种族的思考很可能会在一段时期，与19世纪那些不负责任、轻狂的言论一样，消逝于历史舞台之上。帝国主义完全是由种族主义所设计出来的，即使‘种族思想’并不适合存在于这个文明世界当中，也惟有诉诸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才能替其行径找到借口和解释的观点。”[6]事实已经很清楚，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一度困扰欧洲大陆并让数代欧洲大陆人殚精竭虑的帝国问题和普遍主义问题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再廉价不过的“最终解决”，普遍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政治由此便经历了一个剧烈的道德化过程，其根基便是人类低等种族的苦难和罪恶，并且这样的苦难和罪恶因其基于种族原因而成为内在的和无可更改的。政治生活的基础也由此从1848年有关世界之可完善性的观念，一夜之间便转换为世界之内在罪恶和苦难的观念。

　　一旦巨大的叙事结构以这样的方式陷入错误境地,并且由于纯粹的党派立场一般都能够就其中的问题找到廉价的答案，从而阻止了人们进行更为深刻的探察,那么历史学恰恰就会在这些重大环节上丧失力量。阿克顿曾评论说：“德意志的19世纪倾向是将万物都臣服于理智法则的支配之下，这个世纪的德意志更倾向于无法抗拒的原因的那种简单性质，他们不喜欢自由意志可能带来的复杂冲突，萨维尼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定义，比较语言学家们则对之进行了鼓励，最终是黑格尔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这种倾向。黑格尔将全部的历史展现在科学统一性的光照之中，使历史成为一种单一力量的显示，黑格尔的作品可说是全知的，最近的那部作品则称得上是最好的。……历史是人类的良知，这一点是无可逃避的，除非有人拒绝将未来和过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生长原则，并像阿基米德那样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过去三代人的思想承续实际上构成了一把长矛，闪亮的矛头则是由启蒙和胜利之德意志的这批柏林阐释者们打造而出的。这批人构成了一个正统王朝，其统治既正当又有力，他们实际上是从伯克开始一直延伸到最近阶段的选择-进化论这一脉络的继承人，他们针对时断时续的神意、激情的戏剧以及人类的盲目意志，确立起了永不磨灭的道德力量的统治。”[7]

　　19世纪德意志唯心主义传统通常以全景和全知的整体视角来描述真实人物和具体事件，通常的主题则是定位在这些人物、事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社会难免残酷，但从根本上来讲终归是可以理解的，个人也正是在这种部分苦难、部分地可以脱离苦难的全景式世界中获得了秩序感和极其丰沛的理智和道德意涵。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唯心论统绪的最后一抹色彩。在威廉二世的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开始不自觉地选择纯粹个体的视角，这一视角是有限和混乱的，集中于人类头脑的复杂性和非理性；这种从社会到个体、从现实主义到没有止境的心理分析过程的转变，实际上只是意在暗示生活本身乃是一个无法拆解、也不可以理解的巨大谜团。随之而起的则是一幅有关人类未来的黯淡的和逐渐衰落的图景；这在艾略特《荒原》中所描绘的那个日益荒芜的世界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达。

　　作为比较和参照，古代的道德意识并不是建立在作为绝对的权利主体的个体的内省之上，而是建立在公民彼此之间的沟通之上，尤其是建立在公民同诸神之间外向的交往之上。因此，毫不奇怪，古代的道德意识中不曾诞生权利主体这样的观念。诸神对人类的召唤乃是建基于丰沛而灵活的自然和城邦生活，其中既不包含类似新教禁欲主义的律法元素，也不包含绝对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此相反，现代道德意识由于主体权利的绝对化，从而也导致了无条件的和僵硬的责任意识。只有现代人才会为自己开列一份长长的、无条件的责任清单。此后，道德和责任便逐渐被现代道德意识等同于完全的忘我、完整的奉献、无条件的服从以及对财富和权力保持纯洁的无所欲求，比如“撕开心灵，以责任填充之”（卢梭）、“抛开一切感觉上的动机，再来谈道德”（康德）、“人性中大公无私的信仰”（孔德）、“绝对忘我的责任感”（库辛）等等。正是现代道德意识的这种绝对化境况，催生了历史主义当中扭曲的英雄意识；被个人主义纯洁并升华了的道德律令，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力的一般性极限；单纯顺应一种严厉的内在要求，绝对的责任信仰便很可能在人类当中催生一系类的非凡举措，不停地剥夺自然权利方面的自利要求。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奉献”的信念伦理便包含了种种无谓的英雄主义理想，从根本上讲，这仍然是一种全然个体的伦理责任形式，它以无条件的、无限制的献身意识和天命意识，试图重振荣耀、自豪和贵族阶层的成功等人文主义价值观，而实际上在德皇威廉二世所开启的大众政治时代，这只能导致具有民主本质的、新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政治德性和理性的堕落；而这恰恰是“德意志虚无主义”的致病之源，德意志也正是因此而丧失了承担帝国使命的必要品质和资格。

　　不幸的是，硬币还有另一方面，主体权利意识的扩张和蔓延则会逐渐以“无形的手”为观念支撑，逐步瓦解这种针对超个人的集体利益和民族神话的“奉献”伦理。绝对化的责任意识则促使人们退守私人道德的纯洁领域，并将政治视为“肮脏之地”。依据绝对的道德律令，现代人从私人道德角度看待政治，并由此而要求一种“干净的政治”，这本身便是幡然醒悟之后的、丧失了集体动员信念的个人权利和责任世界的一种表达，那种为着普遍人类利益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政治伟大的信念，既然已经过时了，那么仅存的政治要求便是透明、诚实并保证民主的继续繁衍的消极伦理，这也就是常常为自由主义法学家们倡导的“最低限度伦理”，这便是施密特对魏玛共和政治的基础诊断。

　　此一基础诊断的具体症候表现便在于：政治生活当中的“奉献”伦理、以及对政治本身的宗教性见解的成分越少，对权利的突出和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和透明要求、对多元化和程序的关注以及对专业化和日常的协商性决策的要求，也就相应地越高；两者之间仿佛构成了一个呈反比此消彼长的固定总量，永无取得共生共长的可能性；由此便发展出一种真正现代性的民主伦理，这种民主伦理不再建基于18和19世纪人们对普遍选举之合理性的深刻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义和自由至上的习俗之上，依据此一习俗，司法机构应当正式取得针对国家的独立地位，这是因为在主义和协商性民主看来，司法独立的立意之本乃在于司法乃是单纯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调节者。这样的民主伦理虽然少了一份英雄主义诉求，并因此拒绝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但毕竟多出了一份对制度和利益多元化的关爱；它以牺牲政治生活中的唯意志主义而获取了更大程度的权力分散；它弱化了人们对民主政体本身的信仰，但强化了民主政体的制度形式；百姓的和平意识和协商意识成为政治的主流，这种主流的和平意识所要求的只是权利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公共平衡的调节机制的日常轮换，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一味着处于绝对化地位的责任最终无法在任何民主政体中取得实质上的胜利。

　　“权利”能够使政治在经历了自由主义的净化之后，自然能够获得道德化的证成；这是魏玛体制“合法性”的“正当性”理据。“权利”的膨胀在净化政治的同时，也将导致人们对权威和自由的犬儒主义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兰普雷希特才得以扭曲并利用了李斯特在关税同盟年代的那种来自德意志中层的温和而有节制的经济民族主义，兰普雷希特的帝国诉求也促使他忘记了李斯特曾经同普鲁士保守派进行过何等惨烈的斗争。到了这一步，德意志政治问题便要求一个经济学家时刻都得厘清自己的阵地，此种局面之下，一个经济领域的实践者若要进入德意志政治的舞台，就必须首先“内在地”问一问自己：是否想在德意志创建一个基于私人创业和经济选择的民主制度？凡是不能给出肯定答案的，就是帝国主义者，不管是否情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正如维亚克尔所论：“德意志古典法学的存在是法学和现代市民自由的合体，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随时都可能被颠覆。十九世纪的法学乃是本身源自特定伦理前提之专业科学的纲领，它本身可以与（以伦理为基础的）法律文化配合无间，前提是：法律家与舆论还确实体认到这个伦理基础。当欧洲国家将建构法律之权交付给立法者之际，这项法外的前提决定大体还有效。法典所由来之法秩序古老传统，初始还继续存留在诸民事法典内；事实上，藉由权力分立与法官受法律的拘束，它们比在先前（例如专制主义时期之）学术化的司法审判时，受到更强的保障。但这同样有个前提：立法者，质言之，政府与国会广泛尊重沿袭下来之法的确信。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古典法律素材的立法工作大体委托给此等法律文化的代表：学者与受到专业学术养成的法律家。然而，排除这种以法律形态出现之不法的可能性的、社会上的伦理与政治状态，不能以成文法加以确保，这是因为：依实证主义本身的前提，其并不保障实证法与法律思想的一致性。一旦选民与其代表，治者与被治者“本身不再理解伦理的事物”，法律就有可能与（恒久的，以宗教、哲学或历史为基础的）法律原则无关，甚至对后者加以侮辱。……因为德意志的民主体制为时不久，并且（在未达到线年采用全民公投的类型，如是，更有利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异化。德意志实证主义的痛苦路径非仅始于工业革命导致的传统价值阶梯，也在于政治整合上的失败：1848年之后因俾斯麦卓越的政治手艺，1918年之后则因为失败之古老力量与新兴党派的国民意识不足。”

　　19世纪中叶，现代政党及其严厉的政党纪律以及严密的选票机器的出现，彻底改变双方斗争的态势。格雷厄姆·沃拉斯对议会民主的前景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他问道：“产生了当今极大多数文明国家在其下生活的体制的，乃是一个由纯粹理智的人性概念所激发的，这个概念正在年复一年地变得不真实。因此，我们可以问，如果代议制民主是在对其作用的条件的错误认识下进行的，那么它的实行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错误呢？”[9]1902年，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发表了《民主及其政党组织》。该书的主旨在于揭示出传统的政治价值诉求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斗争中所遭遇的瓦解。在各个政党水银泻地般的选票和权力分配体系以及巨大的宣传攻势之下，传统的洛克式的人性概念以及政治上的自然法则已经显得过于天真，只有权力和选票斗争中的失败者才会想起运用这些原则，将其作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华丽的雄辩为自身的失败寻求政治野心的避难之所。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仔细观察并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民主政治，他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观察到的事实完全与“自由”、“理性”、“鼓舞人们的1789观念或者1848观念和感情”是不相容的和对立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已经在与政治世界进行接触并获取民主知识方面，已经遭遇根本性的限制。政治现实早已成为一场丧失社会目标、或者说是丧失任何集体目标的权宜斗争，在斗争中作为民主意志的载体和惟一可行的体现者的不再是议会——无论这种议会形态是皮姆和克伦威尔的，还是基佐和约翰·穆勒的，而是高度组织化和金钱化的现代政党。19世纪中叶之后，代表性的民主分析者们很少意识到此种局面所造成的转折性结果，只有戴雪对此有所直觉，直觉不足以促成精细的分析和现实的应对之策，他只是以较之传统更为激烈的个人自由主义发起抨击，为此他甚至不惜求助激进的平民民主主义，试图借此挽救洛克价值的瓦解和丧失。这并不能改变民主的分析过程必须以政党开始、以政党结束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在所有存在议会的制度形态中，议会都是一个不再进行立法的立法机构。芒特给出了颇为精到的评论：“我们必须承认议会职能固有的局限性，也许所有的议会都这样。”[10]

　　尤其是在德意志世界，实证主义尝试从总体上捕捉社会实在的所有面向，并据此形成有关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历史进展的规律性法则。然而，由于社会事实的纷繁复杂和变化无常，任何规律性法则的建立都不得不是暂时性的和片面的，这一努力如果按照自身的逻辑推进，势必导致基础脆弱的法则本身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实当中遭遇瓦解。为此，实证主义不得不寻求同盛行于19世纪的进步论联手；由此导致的就是在众多社会事实中区分出“非本质的”元素和“本质的”元素，并放弃对非本质元素的收集、分析和归纳。“历史偶然性”再次被排除出历史和社会分析领域。然而，对于人类的知识及其获取而言，什么才是本质性元素呢？实证主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标准，实际上标准的选择归根结蒂关联到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感觉或者体验。于此，正如科林伍德所说，“结果是历史就纯粹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在不可知的过去的空白屏幕上的虚幻投影”。[11]反过来说，若非如此，则实证主义的诸多努力将会遭到历史及社会事实之潮涌的报复，一旦与提供统一性法则的主观意识发生脱离，就势必将历史及社会实在的研究果实消解为宜系列不相关联的偶然事件和个体性事实，自然与历史之关系的康德式古老难题不但不能得到解决，随之一同归于消散了还会包括伟大的人道主义时代有关人之伦理尊严的普遍主义设定。

　　此等情形之下，萨维尼赋予“民族精神”的形而上学地位则是再明确不过的，在萨维尼看来，“民族精神”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先在的，也是先于理性的；确切地说，它不是无数文化现象、可感知现象的万流归宗的产物，不是任何事物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所有这些现象和社会-历史实在的本质性基础；在此，萨维尼复活了教父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流溢论，认为一切现象皆从“民族精神”这一形而上学实体当中流溢而出。于此便形成了关于社会实体的“有机论”观念，这一观念否认“原子论”式的民族和政治-历史观念，宣称个人具备不可拆解和不可分析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同民族精神及其人格的同一性是类似的，并以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式相互熔铸在一起。据此，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普遍意志”便也成为一种从更高级的形而上学实体中流溢而出的东西，从而不再具备自身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在现实的政治-历史领域，这意味着一场彻底的手术，彻底摘除了启蒙运动赋予“普遍意志”的变革力量的来源；最终，此种非理性的保守主义认识论将“普遍意志”成功地蜕变为某种非理性的、类似于施穆勒所谓的“道德”这样的不明之物。在此种“道德”实体的笼罩之下，知识与直觉之间的界线也隐没在黑暗当中，无法辨识，甚至它们就是一回事情。

　　正如埃米尔·赖希在评论种下祸根的第二帝国之时所论：“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民族，从来没有重视国内政治。他们在这方面的个人漠视以及完全地无能为力总是如此突出，以至于在外部强权瓜分压力的辅助下，他们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力联合为一个同质的、伟大的、不可分离的政治体。他们依然是二十六个不同的邦国联合起来的一个帝国。国内政治提不起德意志市民阶层的兴趣。它完全不同于如他们在父邦中所称的‘世界政治’。正是因为普通的德意志人将国内政治留给官僚和半官僚，将其所有的政治热忱都献给了‘世界政治’或者帝制的期望和任务。全神贯注于缔造其国内制度的民族，比如现在的匈牙利人，或者意大利人，并不太多地审视国际政策。相形之下，德意志人，在他们的君主和大臣将其所有的国内制度详尽安排之后，把他们的所有热忱兴趣集中在了这样的领域，其中依然存在宏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为个体的雄心勃勃之人提供了诸多巨大成功的机会。于是，此等帝制是德意志人的伟大激情所在。他们现在处于英格兰人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情形。他们被巨大的激情点燃。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热情；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或者拖延这一洪流。每一个德意志人怀有的对于德皇满腔热忱的爱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于那种巨大的帝国热情，德皇喜欢以其人格将此帝制具体化。面对如此波涛汹涌的民族情绪，不是对于其他民族的友情能够战胜的。因此，无论个体的德意志人对于英格兰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可能说或不说什么，这都不能丝毫地改变驱使后者与前者敌对的力量。”[12]

　　实际上，早在1898年，提尔皮茨获得任命成为海军大臣，他一身兼具出类拔萃的官僚制组织天才和民众鼓动天才，他的“海军扩建法案”实际上也是一项民族性的经济政策，就法案的政治目标而言，他预期这项经济政策能够将帝国元素注入德意志灵魂，使国民对“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社会人”从此绝缘。这项法案的矛头当然是指向帝国议会，但同时也指向了英格兰，这和俾斯麦年代的经济政策构成了重大差异，俾斯麦始终都认定第二帝国的命数在任何时候取决于能否避免同英格兰确立敌对关系。事实上，“公海舰队”计划由一场声势浩大的帝国宣传运动转化为实际的大规模操作，这确实令人震惊和困惑，追求其原因，乃是因为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法案本身聚合了此一时期帝国的所有非民主势力的利益诉求和民主势力的非民主利益诉求，当两个阵营的非民主诉求取得联合的时候，也就获得了无可抗拒的主导性优势，法案本身实际上成为了检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德意志民主力量和非民主力量的试金石。正如马丁·基钦所论：“为了激起民众的造舰狂热，提尔皮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奔走全国各地，宣扬提尔皮茨炮制的新福音；记者们连篇累牍地书写文章；演说家们走街串巷，边放映幻灯片边大声疾呼；海军军官们更是结合自身体会，严肃告诫国人加强海岸线防御的必要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德国人对舰队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造船厂老板和工业家们从中看到了大发横财的机会，帝国主义者梦想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爱国者渴望壮大国力，抗衡英国人犯下的诸如把高尚的布尔人赶到集中营的种种暴行，而社会人则欢迎能够增加就业的机会、提高工人工资的措施。”[13]在此，我们见证的是内部软弱催生对外激情的典型案例。魏玛共和恰恰植根于不幸的土壤当中。1923年的大通胀在将中产阶级推入普遍贫困化境地的同时，也催生了这则评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本身当然不足以成为独立标尺来评判人物和事件，但是当“时代精神”裹挟民众，将普遍贫困化的罪孽之源指向他们眼中的这个“左翼”共和国而非威廉二世的帝国以及出口垄断集团的财政政策之时，这“时代精神”也就拥有权威力度了。

　　终于，浮士德的灵魂撕裂就此切入国家肌体，并令第三帝国的国家肌体迅速沦落撕裂状态，如同伏尔泰眼中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只不过，这一次却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救赎的力量和资源。哈夫纳的终极剖析恰恰是给泰勒的“德意志历史进程”划上了再妥帖不过的句号：——”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此时的德意志和人们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第三帝国并非一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出现了更贵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静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哈夫纳：《解读希特勒》，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