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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更令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充满好奇的，是阿拉伯语那奇特的字母和书写方式，感觉它无异于天书，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语言之一。现在才明白，阿拉伯语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阿拉伯字母共28个辅音字母，从右向左书写。据说发音比较难，包含一些汉语中没有的发音，如喉音、咽音、顶音。语法结构也极其复杂，性、数、格：名词分阴阳性，复数形式复杂；句子成分需通过“格位”体现，还有动词变位，动词需根据人称、性别、时态进行复杂变位。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困难和奇特的语言，我们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阿拉伯人作出过几个核心贡献。在数学方面，他们引入并推广印度数字系统（包括“0”的概念），经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后成为现代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在代数学、三角学、球面几何的发展，天文和航海学方面奠定基础。他们改进古希腊托勒密体系，建立精密天文观测台。他们对航海仪器如星盘、象限仪的改良，助力了大航海时代。阿维森纳的《医典》成为欧洲医学教科书数百年。拉齐（Rhazes）首次区分天花与麻疹，并倡导临床观察。在化学领域，他们发明蒸馏、结晶等实验方法，奠定现代化学术语基础，如英文“酒精”（Alcohol）就源自阿拉伯语。

　　在人文思想方面，阿拉伯人的贡献尤为突出。8至10世纪，在阿拔斯王朝资助下发生的“翻译运动”，系统翻译了古希腊、波斯、印度典籍，保存了古典学术。这些成果后经西班牙、西西里传入欧洲。在文学领域，《一千零一夜》融合波斯、印度、阿拉伯故事，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在艺术与建筑方面，阿拉伯的几何图案、书法装饰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在建筑技术方面，拱门、穹顶、庭院设计影响欧洲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

　　阿拉伯人是十分活跃的商人，作为物质文化的全球转运枢纽，他们主导了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将中国的物质文明传播至非洲和欧洲。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他们传入中东、北非乃至地中海世界。这些商品在阿拉伯世界备受珍视，并进一步向西传播，成为欧洲上层社会财富与品位的象征。他们还帮助我们进行了物种引入。我们熟悉的西瓜（寻支）和椰枣（千年枣）等物种，最早就是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

　　第三方文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留下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录了唐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商业信用、教育制度以及农耕繁荣，称赞中国是“更美丽，且更让人神往”的国度。中国的唐宋元时代，被阿拉伯人视为“秩序典范”。随着丝绸之路畅通，阿拉伯人与广州、长安的往来频繁。他们的地理学家和商人笔下，描绘出中国人高度务实的形象。他们认为，中国是治理高效的民族，并在很多方面技术领先，并把中国文明作为审美与技术的“参考坐标”，阿拉伯精英常用中国标准衡量文明高度。他们还特别赞赏中国瓷器的精湛工艺，并认识到“中国丝绸是身份的象征”。

　　唐玄宗时期（公元751年），唐代军官杜环随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在怛逻斯战役中交战，唐军战败。他的被俘，却意外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西亚、北非游历生涯。十几年后，他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原书虽已失传，但幸赖其叔杜佑在《通典》中摘录了1500余字，才得以保存至今。他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当时阿拉伯世界的真实景象。从中，中国人看到那里繁华的都城，巴格达“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他观察到阿拉伯“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一假”，这是中国对教教规和礼拜天最早的确切记录。

　　元代汪大渊则是中国民间走出的“航海第一人”。14世纪30年代，年仅二十多岁的他，两次从泉州搭乘商船远航，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甚至到达了东非和地中海。他秉持“非其亲见不书”的原则，将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后来郑和船队的翻译马欢，就是读了此书后，才确信自己所见非虚。汪大渊对阿拉伯世界的记载极为具体和准确，称教圣地麦加为“天堂”，描绘那里“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

　　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首次遣使来唐，此后多次通使。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双方保持和平往来，通过丝绸之路，在贸易、文化、科技、宗教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以后，双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繁荣。中国商船经东南亚抵达阿拉伯半岛的港口，阿拉伯商人则活跃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宋代甚至设立了“蕃坊”供外商居住。元代，欧亚大陆交通畅通。从中国长安出发，经中亚、波斯直达阿拉伯半岛。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茶叶等商品传入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的香料、珠宝、药材玻璃器等也输入中国。

　　世纪阿拉伯商人乘中国商船之后，将指南龟模型带回自己的国度，13世纪初传入欧洲。在另外两大中国古代发明的传播中，阿拉伯人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火药是13世纪蒙古西征时，蒙古人将火器直接带入中亚和东欧。 阿拉伯人学会制造火药武器后，14世纪初把它传入欧洲。恩格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他明确指出：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至于印刷术，其传播路径更为多元。它经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西亚，经蒙古西征后，传入意大利。15世纪，威尼斯成为欧洲印刷中心。阿拉伯人在此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31位青年朋友，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和3亿5000万徒：至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求学，中国虽远．必往求学。”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摧毁了圣文所指示我们的学习地——中国。穆圣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侵略你，你必须抵抗，到侵略者退出为止！”日本是穆圣所说的可憎之侵略者，希望全世界3亿5000万徒帮助中国。这些回族学生，所表示出来的精神是多么美好，回汉两族的隔阂消除掉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20世纪六十年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学术工作和精神品质得到北大和社会的认可。1960年，他被评为北大第一届先进代表大会代表。1960、1963和1966年，他共三次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4]。他曾担任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并被推选为约旦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并被约旦皇家文明研究院聘为通讯院士。他还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于1993年获首届“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 刘先生还是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中国伊拉克友好协会的理事。

　　1968年，她未得幸免上山下乡的风潮，到贫穷的山西农村插队。她在农村蹉跎了7年，期间还患上急性黄疸型肝炎。回京养病期间，她决不虚掷光阴，继续深造中断了几年的阿拉伯语学习。1975年，恢复了北京户口后，她信心满满地向外文局《北京周报》社毛遂自荐，终被录取，担当了翻译。随着业务的精进，她又转入外文出版社任职。1981年至1983年期间，她接受上海手工业管理局皮革公司邀请，赴伊拉克担任翻译。1985年，已入而立之年的她，在照顾孩子、家庭和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继续攀登，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夜大学，每天晚上去进一步深造阿拉伯语。1988年，她更远赴中东，在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进修阿拉伯文学，在继承父业的艰辛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此书的主要特色与价值在于，它由女儿执笔，以独特的作者视角，在严谨的学术传记之外，更融入了深厚的情感与家庭记忆，人物形象显得亲切丰满；本书史料丰富珍贵，书中整理并首次公布了许多麟瑞先生的手稿、照片及亲友的一手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结合编年叙事、本人文选、他人追思三种形式，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呈现先父的事业、学术与精神世界。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是一位杰出学者的人生记录，更是一部反映新中国阿拉伯语学科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其独特的女儿视角、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多维的叙事结构，使其在众多学术传记中别具一格。

　　主要译作包括：《世界概况》（外文编译社《译文选刊》，1984年），《第一位女王莎吉蕾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世界概况》等。《少年侦探历险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艾敏与麦蒙》（世界知识出版社留作资料），《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留作资料）。自1992年起，她几乎每年都参与翻译和出版《事实与数字》一书，出版了《透视中国》（新星出版社，2005年）。

　　·马哈福兹等作家有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她翻译了的多部重要作品，如《续天方夜谭》。此外，她还翻译了其他诺奖作家如埃及的纳瓦勒·萨达维的著作。 她还关注其他在阿拉伯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的作品，如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男人》，还译介了以色列（希伯来语）文学经典，如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 和 《爱与黑暗的故事》（与钟志清合译）。她的作品，在中东地区的跨语言文学译介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