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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的发动。

　　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的教育,全国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其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时期的资料也得以汇编成册，如中国人民政治学院训练部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时期）》（1983年内部发行）。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来自中央党校、高校、军队院校以及理论界的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数文章是对《决议》概括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尚未突破《决议》中对“”起因的阐述。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起源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其如何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朱元石的《“”发生的原因和教训》①，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发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刘志建的文章《历史的合力是“”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②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任严波在《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③一文中，对1986年之前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这一时期，有关“”起源的专著和专题性论著也陆续问世：高皋、著《“”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史专著；比较权威的专著是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资料性书籍也出版了多种，如：《“”研究资料》（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主要有：［英］罗德里格?麦克法夸尔著《的起源》（全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的中国及后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阶段对“”起源的研究，加强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的原因。影响较大的观点有：金春明在《“”史稿》中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或“三个恶性循环”的观点、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说。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10种说法。④

　　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建国以来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传》（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史”的史源。“”研究专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简史》（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的一些回忆录、遗稿、日记、文学作品、访问纪实等，以及“”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手抄本、知青诗歌集）等，也陆续出版。这些都是由“”中的当事人撰写成的，这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在海外华文世界中,也有一些“”研究的专门资料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库光碟》（主编：宋永毅）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该光碟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起源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在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在互联网上,关于“”起源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关于“”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在海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起源的研究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说”，即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下层的群众利用“”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有人把后一种斗争说成是“反抗的斗争。”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两个文革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上层权力斗争说”的变种,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⑤金春明撰文指出：“”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⑥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⑨陈东林指出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⑩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叶昌友指出，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导致了“”的发动。{11}魏宪朝撰文从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12}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13}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14}

　　2.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发动“”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其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17}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18}

　　3.实践决策失误。有论者认为，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19}想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21}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27}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8}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29}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30}

　　法制建设方面。有论者指出，“”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的发生,反而成为了“”的基本条件；{34}“”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爆发的最后屏障。{35}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爆发的社会基础。{36}

　　有学者指出：“”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个人崇拜、“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9}有文章以“”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的社会根源。{40}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化约、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41}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的发动做了准备。{42}

　　一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54}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的发生埋下祸根。{55}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封建思想残余在我国现代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个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与“愚忠”相提并论。{56}将“”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

　　二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发展。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席宣、金春明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的泥潭。{57}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指出，“”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60}此外，《“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高鉴国、李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邸彦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等文章,也从领导或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了“”的发生。有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前诗词入手，对“”前的心态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发生的原因。{61}

　　3.现代化社会转型。近来学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的问题，把“”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一些学者提出，应研究发动“”所关注的问题，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64}对“”与现代性的研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来研究，认为“”是一场谋求中国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二是认为“”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的道路走下去，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65}此类观点在“”研究中已逐渐式微。